端方在载泽之前先期到达日本，寓居日本的梁启超与端方频以书札往还，梁启超在考察前后代端方等朝廷官员草拟了有关宪政启动的奏折数量高达“二十万言内外”。端方与梁启超早有联系。在戊戌变法期间，端方署理农工商总局，思想激进，与梁启超志同道合，变法虽然遭受挫折，但端方依旧受到重用，并且职位日渐攀高。在他代端方写的奏折中，端方授意梁启超应该在上面写上赦免戊戌党人的请求。

戴鸿慈在回国之后则任法部尚书，在1907年曾托汇丰银行转梁启超一封电报，向他请教有关中国司法行政事宜和大理院审判权限的意见。在后来给梁启超的亲笔信中，他先交待了国内体制改革的困难，又坦诚表白自己对欧美各国司法行政如何划分并不清楚，只是依据了日本法典，请求梁启超赐教。问梁启超：“日本改良之始，经济困难必视我国尤为甚，其开办从何处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