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考察团成员们注意到“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 

在意大利考察时，戴鸿慈等官员看到意大利议会中往往由议院就可以决定国王任命大臣之去留。此事让他们感到十分诧异和佩服：“义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胥此道也。”流露出对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惊奇和赞叹。 

戴鸿慈等人在德国考察时也注意到该国立宪政治之中对于军队力量的重视，因此，不无感慨地说：“立宪之要在自治，自治之要在民兵。”

到俄国后，考察宪政的大臣们尤其重视俄国人对于中国实行立宪的意见。因为中俄两国领土相接，且都历史皆悠久，加之俄国政治也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戴鸿慈等人拜访俄国前首相维特时请教关于中国立宪等具体事宜，维特认为“中国立宪，当先定法律，务在延中西法律家斟酌其宜；既定之后，君民俱要实行遵守，然后可言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维特也指出了在中国社会改革各项准备事宜需要齐头并进，这样可以缩短准备时间，否则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如此耐心地循序渐进。这一见解，得到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之普遍赞成。可见，中、俄两国的政要都对时局都产生了焦灼感，他们这种“求快”的激进思想势必对各自国内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