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休息后，我从澳门搭乘快艇到达香港。眼前是我所熟悉的城市。近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和香港高校之间的合作规模在不断扩大，我和一些同事因而时常到香港出差。和澳门一样，香港以大陆的广袤市场和丰富资源为依托而大获裨益——这颗“东方之珠”不仅连续多年在“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评选中排名第一，且其与内地的贸易额亦于10年间增长了1倍。十年来，香港经济和科技获得了强劲且持久的动力——我所接触的很多港人都发出这样的感慨。

在香港办理了“过境”手续，我终于坐上了飞往台湾的班机——也是24小时旅程的终点站。“这可真是大费周折！”我想，虽然早就亲身体验过所谓“过境”的种种麻烦，但这一次，我的心情却很不一样。

以往我曾多次往返于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但没有哪一次比这次的“24小时之旅”更让我深思——沿途经过的这几个城市可说是各有特点。然而，珠海、澳门和香港虽然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大有分别，但却有着一致的目标和共同的梦想，城市也因此而充满希望。

13亿中国人正不断带给世界以新的震撼；崛起的中国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时刻吸引着全球的资本和人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立两岸四地共同的经济体，应当成为各界努力的方向。

父亲的遗愿

我终于抵达了台湾，带着满怀的无奈与哀戚。

匆匆赶回台北的家，是为了我父亲的葬礼。就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即将进入十周年之际，我接到了噩耗。在被病魔困扰了一年多以后，父亲平静地走完了最后一程。

父亲是宁波人。他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命途多舛，自强不息。由于双亲很早便已辞世，所以五、六岁的时候，他便开始和唯一的姐姐相依为命，艰苦谋生——在那样一个艰难时世，两个孩子稚弱的肩膀上承荷着多么沉重的生存压力，这是局外人所很难想象的。

1949年初的宁波已是个通商口岸。父亲刚刚24岁，但已经有了一艘小帆船。他常常往返于宁波、舟山、奉化间，做些异地小贸易。我听父亲说起过赴台的缘由——有一天，同行告诉他说台湾的物资紧缺，如果能带一些货物过去，就可以赚不少钱。对于父亲这样惯于在幽深莫测、“脾性”诡谲的大海上讨生活的船民来说，尽管以一艘小帆船远赴台湾岛可能要冒生命危险，但与维持生计比起来也就不算什么了。所以父亲便载了一船货物往台湾岛进发——一路上倒也没有出事，直到他架船进入台岛北岸的老梅港才真正迎来了“惊心动魄”的一刻。那时，大陆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据守台湾的国民党军正是精神高度紧张，所以父亲的小帆船一进港便被当作“敌舰”给击沉了，父亲也被扣起来，好在遇到了熟识的同乡才被“担保”出狱。无奈下，父亲只好在台湾定居下来、娶妻生子。此后直到退休前，他一直跟一位来自上海的商人一起做皮鞋生意。

从小到大，在我和兄弟姐妹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沉默而严肃的。他从不多说什么，但他对我们的影响又无处不在——正如老话所说：身教胜于言教。他从来都不贪图非分，不急功近利，而是谨守正道。对我们这些子女，他严格而又慈爱；对朋友，则直谅且施恩不图回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父亲是个很传统、很节俭的人，但小时候他带我们出去玩，总会给我们买几个当时价格颇不菲的苹果，用小刀慢慢地把皮削尽、切块，喂我们几个小家伙吃，他自己只会吃我们剩下的苹果核。

我含着眼泪主持了父亲的葬礼。一切身后事都尽可能如老人家生前之愿办理，只有一条遗愿我和兄弟姐妹们没有“完全”遵从——父亲曾表示，大陆、宁波是他魂牵梦萦的故土，但在台湾，他也度过了58年的时光。他既想叶落归根，又不舍得离开台湾，所以希望我们将来把他的骨灰撒在他最初来台时所见的港口——老梅港。

遵照父亲的嘱托，我们将一小部分骨灰撒在老梅港附近的大海里。眼见父亲的骨灰伴汤汤海水翻腾而逝，我不禁想起58年前父亲初到台湾时的情景。老梅港是父亲一生重要的转折点，是他阔别故土、创业“异乡”的一个明证，同时，也是他挥洒青春、容纳沧桑的地方……惟有此地，才能承受得起他那沉甸甸的、对故乡的思念与对台湾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