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柯布西耶说过“住宅是居住的机器”，这句名言表达了国际风格对未来那种机械化的想象，恰与赖特的信念截然相反，他深信建筑必须独力做到模仿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赖特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观点并不一致，因为他曾在1901年发表过一次著名演说《机器的艺术与工艺》，所指出的方向正与后来欧洲人采取的方向是一样的。）赖特发现“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s）——这是他的嘲讽叫法——非常沉迷于功能主义和抽象特点，于是他们就比传统派更其危险。他把自己与欧洲现代派之间的斗争夸大成了正义的征讨。他有个徒弟向我证实说，每当赖特在塔里埃森打苍蝇的时候，就会欢欣鼓舞地宣布死苍蝇是“打着格罗皮乌斯了……打着密斯了……打着勒·柯布西耶了”。

赖特尽可以如其所愿地做姿态，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中看出，他非常担心自己会被国际风格清出场外。大约在1929年或是1930年前后，他或是默许或是怂恿手下的绘图员，把他早期的几张建筑表现图重新画了一遍，模仿的是埃里克·门德尔松（ErichMendelsohn）的透视图里那种电气时代的光滑特点，这位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师曾在几年之前拜访过赖特。在重新画过之后，他从1902年到1909年间设计的拉金大厦、统一教堂、罗比住宅以及其他一些作品的草图就像是晚做成了二十多年，比密斯还要密斯。他们不是在修正这些绘画，根本就是在篡改——其中有几幅至今还标着提前了的假日期——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世人，赖特才是德国现代主义的源泉。这些图纸也不仅仅是自己人在内部开开玩笑的意思，虽然它们最初的用意大概是如此。赖特在他1932年出版的《自传》里收入了一张新画成的统一教堂的光鲜的透视图，而且他还提交了一张篡改过的拉金大厦的透视图，用在托马斯·克雷文（ThomasCraven）1934年出版的《现代艺术：人物、运动及意义》（ModernArt:TheMen,theMovements,theMeaning）中论述他的那一章里。这个花招骗住的人可真不少——而且一直骗到了今天。如果我们可以有样学样，把原始图纸重新画成时新形象的话，那么，白金汉宫也很容易就能和密斯的巴塞罗那展馆看着很相像。

赖特正确地认清了自己受到的最严峻挑战来自于欧洲，然而吊诡的是，正当他的名气在美国江河日下的时候，在欧洲却仍然是蒸蒸日上。1920年代末，在法国、德国和尼德兰出版了三本颂扬赖特的新专著，可是在美国就没见过类似的激赏举动。布鲁诺·陶特（BrunoTaut）很惊愕地发现，这位在欧洲很受尊重的建筑师“在美国绝对没有受到这般尊重”。许多美国人越来越觉得他只不过是欧洲现代派的一个出发点，而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1932年，批评家拉尔夫·弗林特（RalphFlint）在《艺术新闻》（ArtNews）里居然这样写道：“在不断关注过新的（欧洲）样式以后，即使是像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这样的现代派的作品也开始显得过于沉重而且繁琐了。”

只要在赖特和欧洲现代主义者之间还有个大洋隔着，他的假想敌就只是个烦恼而不是威胁。然而，欧洲人很快就被吸引到美国来了，这一波浪潮的起点是维也纳人阿道夫·路斯在1889年的到访。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门德尔松，他于1924年间在那本影响很大的《美国是如何建造的？》（WieBautAmerika?）中显眼地刊出了一张拉金大厦的照片。这是个极其完美的讽刺：为了亲眼目睹赖特的早期作品，欧洲人就要到美国来了。

“国际主义者”几时会入侵美国并且永远住下来不走，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在这些人里打头阵的是奥地利的现代主义者鲁道夫·申德勒（RudolfM.Schindler）和里夏德·诺伊特拉（RichardNeutra）。1914年申德勒第一个来了。他起初对赖特毕恭毕敬，在1920年代受雇于赖特，主持了赖特在洛杉矶设计的几个别墅项目。几年以后，由于申德勒对其中的一座别墅做了改动，他与赖特的关系就不出所料地尴尬起来。诺伊特拉在1923年来到美国，而且跟着赖特工作过半年，他分外热情投入，甚至于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取名为弗兰克·诺伊特拉。但是很快，诺伊特拉也和赖特疏远了，他和申德勒开始在加州的各处小山丘上盖起了冷静雪白的包豪斯风格的混凝土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