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战结束之前，赖特至少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还是安全的，然而1930年代为密斯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其后赖特可就孤立无援了。实际上，赖特最初曾与国际风格发生过两场小冲突，全都败下阵来。1931年，鲁道夫·申德勒的妻子保利娜（Pauline）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办了一个摄影展，展出了几位加州建筑师的作品。展示赖特设计的几座加州住宅的展板被摆在诺伊特拉和申德勒的展板之间，这就引得赖特发起了牢骚，说他是又一位髑髅地的基督，夹在两个盗贼中间并被钉上了十字架。可这句俏皮话只有一半说到了点子上：申德勒和诺伊特拉才真正获得了至关紧要的最终胜利，而赖特则搁了浅。在诺伊特拉的从业初期，赖特由衷地支持这个年轻人，但是等到诺伊特拉的成功盖过了他，赖特就怒火万丈地和他做起对来了。就连赖特的朋友，现代主义学者亨利—拉塞尔·希契科克（Henry-RussellHitchcock）也拖长了声音说：“我们不得不把你的意见解释给这个人听，他经常表示出有愧于你，因为他对以往没有意义、有损尊严的事情都觉得妒忌。”

现代建筑之父怎么会比他的孩子们落后了这么远呢？答案是多方面的。赖特是一位全力以赴的现代主义者，总的来说，他的命运随着现代主义运动一同起伏跌宕着。当他最初在1890年到1910年间胜券在握时，美国的现代主义正在初试啼声。1920年代，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了欧洲的实验，这时他的人气就低落了，而等他再度热门时，正值战后时期现代主义在美国成功地卷土重来。另一个问题是，当大众想起赖特，是想到了他的尖酸个性，而不是他那套有机理论的晦涩哲学。赖特的有机建筑思想也给他带来了又一项不利之处。赖特不像密斯，他要根据每一处不同的地段，分别做出外观独特的建筑，这就意味着塔里埃森出品的建筑不如包豪斯的作品那么容易在市场上行销，后者的风格是很好预测的。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让赖特被排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圈子以外，成了畸零之人。这些年里的最佳建筑应该是费城储蓄基金会大楼那一路的样子：谦逊，适度，没有个人特色，全球通用。在那个时代，在某个建筑方案上添加英雄般的形象——批评家一般管这种做法叫做“赋形”（form-giving）——是很不受人欢迎的。由于赖特本质上是个要赋予形式的人，他就永远不会显得没有个人特色。随着“赋形”的潮流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卷土重来，赖特的人气也一并上升了。大众爱死了他那座前卫风格的约翰逊制蜡公司大厦、活像巴别塔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还有像购物城一样的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市民活动中心。但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赖特要想赋形，却找不到什么人肯买他的账。

到了1932年，赖特真是困窘已极：他已经接连三年连一座新建筑都没能盖成了。为了全力拯救自己奢华的生活方式，他采取了两项商业举动。首先是写了《自传》，这本书出版于1932年，既成功地帮赖特树立了自我形象，又帮他挣到了钱。其次是在同一年，赖特开始对来塔里埃森随他工作的十几位年轻建筑师收费，每年收取675美元（这个价码在1933年涨到了1100美元）。这在那会儿算是很高的学费，比哈佛和耶鲁的住校学生们付的费用还要高。接受了赖特出价的这些年轻人答应，要种植庄稼、照看牲畜、给大家做饭洗衣服（也洗赖特的衣服），还要负责劈柴取暖。有本事的人还得在星期六的晚间给大家演奏巴赫和贝多芬的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