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石晓晴初中毕业之后能够顺利地进入粤港影视艺术职业学院学习，也不完全得益于母亲这个当校长的老同学，另外一个人不得不提。这个人就是石晓晴的“邓爸爸”，邓光辉。

邓光辉此时已经成大款了。

要说邓光辉能够成为大款，当然得益于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势，但大家都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什么整个研究院只有邓光辉一个人先富起来，并且成为“大款”呢？这，就与他“老大难”的身份有关了。换句话说，邓光辉是因祸得福。

改革开放后，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所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由研究所改称“研究院”。听上去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差不多一样大了。第二，事业单位企业化。实行两条腿走路，既有国家拨款，也要自己创收。在业务上，由单纯的承担国家和冶金部科研项目转为既承担国家和部里科研项目，也要直接为企业为地方服务。当然，是有偿服务，服务的收入用于补贴研究院发展和职工福利方面的资金缺口。第一条好说，中国人喜欢大，越大越好，把研究所改称研究院，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皆大欢喜，人人高兴。可第二条有点麻烦。当时科技人员被捧得很高，比“文革”期间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还要高，所以，研究院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架子也就很高，离地面太远，放不下，绝大多数工程师或研究员宁可少拿一些补贴，也不愿意走出实验室，把自己搞得像耍把式卖艺的。可是，院里确实要创收，确实要落实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为基层服务，为地方服务，为第一线服务。不然，别说高调的了，就说低调的，说资金缺口，该怎么解决呢？当时院领导很着急。为解决资金缺口着急，为体现自己具有改革精神和创新魄力着急。院领导鼓励科技人员下基层，深入生产第一线，既能为生产服务，又能为院里创收。但知识分子不好忽悠，一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样子。喊的声音大，迈的步子小，院领导的鼓动收效不明显。这时候，湘西花垣县发现了锰矿，当地有关部门专门找到研究院，请求支援。院领导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既是创造经济效益的机会，也是创造社会效益的机会，可以一举两得，于是，立刻组成考察组，由分管业务的副院长亲自带队，前往湘西花垣。选矿室本来是派石学礼去的，但这次出差非同寻常，主要是时间比较长，可能长达一两个月，他有石晓雨、石晓晴一对宝贝女儿，一两个月完全由何竹青一个人带确实有些为难。

“没关系，”邓光辉说，“有我呢。”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邓光辉的话刚一出口，室里面差点就有人笑出来。院里早有人传言邓光辉暗恋石学礼的老婆何竹青，并说邓光辉早已经“拉帮套”了，但知识分子文明，只是私下里偶然小声说说，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大声说，现在别人没说，邓光辉自己倒主动说出口了，如果不是开会，而是在郊游，还不被人抓住把柄哄笑一番？

邓光辉自己也觉得这话不严谨，容易产生歧义，马上改口，说：“我帮老石照顾晓雨、晓晴。”

但是，越描越黑，这下真有人没控制住，“扑哧”一声笑出来。幸好是在开会，而且知识分子文明程度高，大家并没有跟着笑，那个一不小心“扑哧”出来的人也赶紧收声，但这声“扑哧”对邓光辉的提醒作用还是显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