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须敏生

1985年6月，我的职位发生变动，从大藏省办公厅调查计划科科长转任关东信越国税局局长，有一段时间与日元美元委员会系统的工作断绝了缘份。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前后也没帮上什么忙。只是，日元美元汇率的调整是办公厅工作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得知协议签订的时候，产生了闯过一关的无限感慨。但是第二年春天，我被任命为内海孚公使的后任，那以后的两年时间，因为广场协议的调整很“过分”，也就是说日元急剧升高到了凶恶的程度，我在华盛顿远远地看到它给日本的政治经济带来了很大混乱。

在华盛顿的两年工作，大部分时间主要以两个政策课题为中心。一个是广场协议以来，为缓和日元的急剧升值和美元贬值带来的泡沫效果，防止当时的日元暴涨成为当务之急，于是进行所谓的“扩大内需”，力图缩小需求与供给的差距；另一个就是向外汇市场表达对高位日元进行修正的信息。对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的调整工作，美国货币当局的配合不可或缺。

但是在美国政治经济界存在着的有形或无形的势力已经蠢蠢欲动，打算借这个机会削弱正在“跳龙门”的日本经济，所以日本和美国货币管理当局的协作受到阻碍。这样，美国似乎对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形势采取了无关痛痒的态度。对日本调整日元升值的强烈要求，我想他们是在尽量拖延时间，尽可能地让日元保持高位。

另一方面的“扩大内需”政策，美国人以为这是经济大国日本在被迫践行国际责任的动听的外交辞令，是日本政治经济界为笼络贸易伙伴而说出的冠冕堂皇的空话而已。从1986年秋季开始，宫泽大臣和行天财务官两位搭档一次次地访问美国，围绕着稳定日元美元汇率和日本扩大内需的问题，与贝克部长进行所谓的“G2”谈判。但是这种谈判的“赛场”，我认为在一开始就朝着对日本极为不利的方向倾斜。造成日本方面谈判不利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国内经济界对急剧的日元升值美元贬值所表现出来的过敏反应，以及期待依靠政策来解决问题的幻想。

大概是1987年下半年的时候，出了这么一件事。民主社会党的元老春日一幸议员来到华盛顿的日本驻美大使馆，提出一定要会见贝克部长。贝克在美国政府担当重要职务，工作繁忙，即使是日本的执政党重要议员或是现任大臣要约见他也是很不容易的。接待人员当然表示很为难。这时，大藏省内部的指示到了，具体是什么经过我已经忘记，总之请求大使馆联系马尔福德，说明民社党虽然是在野党，但在国会两院的财政委员会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春日议员是民社党中实力最强的议员，无论如何要安排一下，使他能和贝克部长见面。

春日议员在财政部的会议室里，向贝克一班人做了自我介绍以后，霍地一下站了起来，从怀中掏出一份公文，像作法一样沙沙地展开，用整个屋子都能听到的声音读了起来。大概用了十多分钟，主要的意思就是，目前日元美元比价毫无疑问会使日本的企业垮台，所以，“阁下！无论怎样也要尽早使汇率回到1美元兑换180日元的水平。阁下！请您一定帮忙”。在内容的最后部分，还用悲痛的声调反复重复。当时日元与美元的比价是1美元兑换150日元左右，要求回到180日元，贝克部长无疑很吃惊。在这次“化缘簿”风格的典礼上，贝克始终目瞪口呆地仰脸看着春日议员，听完翻译的说明以后，随即以冷漠的口气解释说，汇率水平是由市场所决定的，市场上的日元走强，是因为日本政府在扩大内需方面的努力流于懈怠所致，您返回日本后请立刻要求政府实现内需的扩大才是上策等。春日议员回答说自己会做到的。于是会见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