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联合干预的办法遏制市场对美元的看涨。广场协议前的行情是1美元兑换240日元左右，而进入1986年以后突破了1美元兑换200日元，但是当初期待的用调整汇率的方法来修正对外收支的不平衡，则基本没有实现。

因为发生了“J曲线效应”，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速度超过了实际出口的速度，用美元来计算，日本的出口额不降反升。1986年日本的出口额用日元计算是35兆3000亿日元，比上一年减少了16%，但是如果用美元计算的话，则是2092亿美元，增加了19%。

当时的副财务官近藤健彦是这样认为的，“美国已经习惯于使用基准货币美元，所以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刻的认识。”即使是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美国的经常赤字也并没有减少。焦急的贝克从1986年春天开始，反复进行美元贬值的口头干预，要求日本和欧洲扩大内需。

日本陷入了日元升值综合症，防止日元升值成为日本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泡沫就是长期实行金融缓和政策的产物。笼统地看，广场协议以后的日元升值，造成了生产基地从日本更迅速地向亚洲其他国家转移。这种转移态势也是中国经济兴起的原因之一。

美国为什么能够这样反复地操弄日本的经济？这是因为，虽然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但是不能忽略二者的不对称性。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远比美国经济对日本的依存度要高。

“对美依存度”的意思是，以美国的最终需求为目标的部分在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1985年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达到5.15%，而在美国的GDP中，最终满足日本需求的部分即“对日依存度”不过是0.61%，日美经济相互对对方的依存度，日本高达美国的8.4倍。

（资料来源：通产省《1990年日美国际产业关联表》）

即使是在广场协议以后，1990年日元大幅升值，在两国经济相互对对方的依存度方面，日本仍是美国的3.5倍，日元升值造成了出口下降，1990年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为3.18%。虽然美元贬值，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增加，但是美国经济对日本的依存度仍仅停留在0.9%。

美国终于发现，在广场协议以后，即使是日元升值了，但还是没有解决自己贸易赤字的问题，可以把这理解成为日美构造协议的背景。与此相关联，应该关注日本的主要产业对美国的高度依赖。汽车行业对美依存度为19.1%，电器、电子行业是14.9%，电子通讯行业是12.9%，其他仪器行业是12.3%，其他电机产品行业为10.0%，这就是1990年的形势。

（资料来源：通产省《1990年日美国际产业关联表》）

日本汽车近两成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所以对美国的要求不得不忍气吞声。日本企业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得到利益的同时或许要在政治上付出代价。没有美国，日本的经济就不可能获得发展，而没有日本，美国经济也仍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就是非对称性依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