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是给日本银行副总裁三重野康挂电话：“如果跌破14000日元，我就回东京。我回去后让市场停市，如果停盘了你能给我给我提一些好的建议吗？”三重野听了之后回答说：“明白了，请不要担心。”

但是我对这种危机的根源怀有深深的恐惧。8月30日，我在自民党的轻井泽支部做演讲，第一次谈到了动用国家公共资金。我表示可以建立一个收购担保不动产的公司，如果有必要，“不会吝啬公共资金的参与”。

但是，包括传媒在内，谁也不支持我。任凭我怎样努力，还是没有动用公共资金的环境。后来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有人指责我：“那时为什么不动用公共资金？”我只好回答：“我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但是没有成功。”政府也好民间也好，对当时不良债权的实际状况都不是很了解。以为只要硬撑着，股价和地价还会上去。这样的乐观论处于支配地位，结果就是处理不良债权为时过晚——

不良债权的问题贯穿了整个1990年代，成为日本经济的沉重包袱。日本在1980年代保持了4%的潜在增长率，然而到了1990年代末，已经下降到1%了。金融机构被不良债权所拖累，信用的中介能力下降，而企业被设备、雇佣、债务的三重过剩所压迫，这些都是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自有资本规定也使日本紧张。BIS规定，银行的自有资本要占到贷款等风险资产的8%以上，在引进这条规定时，日本要求，银行保有的股份隐含收益的45%要计入银行自有资本里，BIS同意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在股价垂直下落的情况下，隐含收益消失了，自有资本不足以及处理不良债权的成本上升，在1980年代后半期曾横扫国际金融市场的日本的银行，被逼到了墙角。

寻找问题的根源，也不能漏掉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冷战结束，苏联这个敌人消失了，1993年上台的民主党克林顿政府把日本当成经济方面的竞争对手，为保持美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对美元的贬值采取放任态度。克林顿就任总统时，1美元约合120日元，到1995年4月时，1美元合79.75日元，突破了80日元大关。

在日元暴涨的情况下，日本制造业的生产基地最初是向东南亚，后来向中国转移，产业的空洞化越来越严重。从宏观政策的角度看，公共投资的扩大、减税等财政政策，以及日本银行所实施的金融缓和，从某种程度上抵消了日元升值的作用。

在1980年代后半期，日元升值造成的通货紧缩能够和股价地价的上升相互促进，可是到了1990年代，股价下跌、地价下跌，资产缩水使经济的齿轮向后旋转了。日元升值股价下跌形成的恶性循环困扰着整个日本。

尽管日元升值带来紧缩效果，可是日本仍然恪守着日美构造协议的缓和管制路线。不动产税抑制着地价，大型店铺的扩张限制正在逐步取消，企业和银行的相互持股正在解除。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的金融自由化课题仍在取得进展。

管制的缓和有利于创造新的需求，能够扩大经济，但是另一方面，供给的增加进一步加大了通货紧缩的压力。1990年代泡沫破裂以后，日元升值的速度超过了经济基础条件，因此，通货紧缩的效果超过了缓和经济管制创造需求的效果。

布什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泰拉曾为“日本仍在沿着构造协议的路线前进”感到惊讶，这件事其实具有象征意义。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小泉上台，整个1990年代，每当经济恶化就增加公共投资，结果构造协议所要求的10年内430兆日元的公共投资居然超额完成了。其后果就是日本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拥有最差劲的财政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