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认为，用更多的投资来打造社会基础设施岂不更好？不过我想，要绝对避免将投资生硬地用除法分配到各个年度。大家也都不想那么死板地编制预算。

如果在构造协议会谈时就把这种看法直接表达出来，我的直觉就是他们会蛮不讲理。而且当时日本经济过热，比如企业都去投资纽约的不动产。但我想如果大家都进行相同的投资，那么最后能幸存下来的可能微乎其微。

日本人被贴上了坏蛋的标签，好莱坞和纽约甚至成了日本人难以接近的区域。我本人实际去过这两个地方。纽约比较大，尚且可以；或许我自己也存有误会，好莱坞的气氛实在不怎么样。

G7会议的讨价还价

藏相时代，我最关注的就是汇率。每天早上6点，都要收听NHK报道的纽约市场前一天的收盘价格。因为在G7会议等场所，日本的盈余成了问题，所以我只要一听说日元贬值美元升值了，就觉得不是好兆头。1989年，日本银行三次提高法定利率，但是对日元走低的行情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汇市、股市和债市成为资金流动变化的载体，日本的资金都流向了海外。所以，我只要一看外汇市场，就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在1990年4月巴黎召开的G7会议上，我提出了为防止日元贬值而进行联合干预的要求，当时遭到了西德联邦银行总裁培尔的强烈反对，“如果这样，我们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出于预防而随意操纵法定利率？而大家却要德国为利率循环上升而负责？”

说实在话，我的意思是请求布雷迪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帮助。其实法国的财政部长贝格伯和央行行长特里谢那边也为当时的水准感到为难，我们联系过，决定还是把这个问题放到谈判桌上。

至少内海和国际金融局局长千野同特里谢存在正当的沟通渠道，通过这个渠道也可以把我们的担忧正确地传递给贝格伯。某种意义上，经过事前沟通，结果就会出现差异的，只有美国。

格林斯潘主席说：“我这边没问题。”直率地说，他这是在错误的时间说了错误的话。而在德国，法定利率是德联邦银行的管理范围，所以德国财政部长魏格特保持着沉默什么也没说，培尔情绪激烈地表示，“马克也没有问题。”

于是我也说，“如果这样可太好了，只是可能引起上调利率的连锁反应。那也没事吧？那责任由德国来负吧。”因为眼看到飞机起飞的时间了，这样的言辞近乎于逞强。意大利说：“这很难办。”接着贝格伯像是做总结一样说：“既然日本这样主张，那么我们还是予以理解吧？”尽管培尔越说越激动，G7声明还是表述了对日元贬值的担忧。在多国协议的情况下，还是事先交下朋友的好。而在我看来，在很多事情上，法国是一个很容易就可以成为朋友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