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95年开始主编《萌芽》杂志，由此接触到中学生作文，对那些应试作文的八股腔深恶痛绝。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领导和教授们的支持下，在许多作家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倡导说真话，表达真性情，抵制教条和模式。从“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走出了韩寒等一批青年作家，出现了一大批学生非常喜欢的好文章，开始了青春文学的写作热潮，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学的作文教育改革。

但是，中小学应试教育的问题没有解决，八股文式的作文，依然源源不断。我除《萌芽》外，还主编着一本旨在教小学生阅读和写作的杂志《略知一二》，就是因为在小学生作文中，问题似乎更加严重。

现在小学生作文中最大的问题，是对小学生作文提出的所谓“主题明确”的要求。写议论文和一些应用文，固然要有主题，主题应该明确，但并非每种文体都要有明确的主题。写一件事情，能把这件事情表述清楚；写一个人物，能把这个人物叙述生动；表达情感，能够把情绪表达充分。写这些，都不是讲道理，也就是说可以没有主题。前面我举例的那篇民国小学生作文，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些。没有主题，却依然是好文章，好文字，因为它抒发了人的灵性。

我们现在选入语文课本的范文中，大量是文学作品。文学创作必须要有明确的主题吗？曾经有过一个阶段，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文章，才要有明确的主题。说老实话，为了说明一个明确主题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充其量是二三流的作品。一百个人读《红楼梦》可以读出一百种意思来，这才是伟大的《红楼梦》！我们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把论说文、应用文和散文、随笔、诗歌、小说煮在一口锅里，都要提炼出一个“主题”来；再转而对学生的作文提出“主题”的要求；更要命的是“主题”还要“正确”，否则就要扣分。其实，即便是讲道理的文章，主题正确与否，也不是轻易就能判断的，所以才要百家争鸣。只有在政治层面和某些道德层面，才比较能说清楚道理的对错。于是，为了说一个“正确的主题”，许多学生只好说一些毫无意思的人人都知道的大道理，甚至说言不由衷的假话，说大人说的话，说国家领导人才说的话。这样的文章，会是好文章吗？这样的作文教育，不仅仅出不了好文章，还让学生误以为写文章是可以说假话的。韩寒说他第一次说谎是在写作文的时候，不是玩笑话。

我猜想，中小学语文教育对“主题”的要求，是来源于过去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求文艺成为政治的工具。1984年在全国四次作代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已经代表中央，对不符合文艺规律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作了新的阐述；文学界也早就从“主题先行”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了。但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似乎还在沿着“主题先行”的老路教育着千千万万青少年。

民国时期的这些小学生作文，当然还谈不上是很好的文学作品，毕竟它们出自刚开始练习写作的小学生之手。但是，因为没有所谓“主题正确”的要求，多数文章言之有物、情感真实，比我们现在的有些小学生作文，显得纯净纯真，像是孩子写的文章。让孩子诚实地表达，比让他们巧妙地表达，其价值当然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民国时期的学者、编辑们，为小学生编纂了许多优秀的教材和课外阅读书籍，那种强烈的教育责任感、勤奋不倦的工作态度，让人既感怀钦佩，又自愧不如。广西人民出版社能够独具慧眼，从历史长河中破浪淘金，出版这套《民国小学生作文》，再现白话文初起时儿童写作的风貌，同时可看做当时初级教育的成果，意义可谓深远。我希望出版这套书，有助于改变当前小学语文教育的某些观念，让学生真正学会写文章。

赵长天：《萌芽》杂志主编，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新概念作文大赛”策划者，从1999年开始挖掘出韩寒、郭敬明等一批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