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是一直在变动的，没有所谓的“固定性”，这种人格的“动力说”指出人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改变对别人的反应方式。我们不是受害者，事实上我们都是参与者，

而我们参与之后的结果影响深远！

爱伦发现整天在家陪小孩比她想象中困难得多，她以前计划一旦孩子出生后就重回工作岗位，但后来决定一直陪伴小孩到上小学。她怀念最多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有人可以跟她说话。听小孩子要饼干、做一些琐琐碎碎的事，这么一整天下来实在很烦。出乎意料，爱伦的丈夫一点也不同情她的处境，他会帮忙让孩子上床睡觉，在周末时候陪孩子，但是他下班回来后，连假装关心一下妻子今天过得怎样的动作也没有，她很生气，也很伤心。

“我知道格瑞在工作上很努力，也想要休息，但我也是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啊！我只是要同一个成人讲几分钟的话而已，但是我一旦打扰他看六点钟的新闻，要跟他说说话，他就好生气，真是不值得这么做。我现在觉得自己受够了！”爱伦眼泪盈眶地说。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 ”

为什么我们不听别人说话？答案并不简单，大部分的责任是落在听者的身上（许多丈夫是没有同情心的坏听众）。爱伦对格瑞“没空”的解释并不全然是挑剔（“我知道他需要时间轻松一下！”），但毕竟还是把箭头指向他了。格瑞没有倾听就表现在他的行为上。

事实上，倾听（或不听）是两个人的互动过程。依格瑞所说，同爱伦谈孩子的事很让人受挫：“她老是抱怨，说孩子们不放过她，甚至连她去浴室也要烦她，但是是她自己鼓励孩子这么做的啊！她就是不肯让他们自己玩，也不让自己有独处的时间。最令我烦的是，她总是偏爱小的，泰莉做的每件事都可爱，查尔斯做的就是不对！如果我要说什么，即使是很有技巧地说，她就开始哭起来，说我在挑她毛病！所以我就学会闭嘴了。”

爱伦觉得被忽视是因为格瑞不肯跟她说话，但她的问题在于不肯对他所表示的意见开放。格瑞的立场和她的不同，甚至是挑剔，这使得她更难受而听不下去。然而，两个人在谈论很重要的事时起了冲突，除非有一方了解到对方的观点，否则结果可能是一种情绪的中断（ emotional cutoff）。

格瑞觉得自己不受重视，因为爱伦只抱怨她自己制造的问题（他是这么认为的），又不肯听他的看法，而格瑞也没有想要听，或让爱伦了解他的看法；如果格瑞可以把倾听及忠告分开的话，也许爱伦可以得到一些谅解，而他也可以更有效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当然，对他而言，把自己的情绪搁下不理，去倾听妻子的感受，特别是他有强烈感受的事，是很困难的，但这也许不是一位丈夫与父亲因此而撤退不理的好借口。

别人不听我们说话，我们想当然会认为是对方的错，认为别人自私、不体贴（而当我们不去听时，是因为我们觉得无趣、太累，或不想被人贬低）。事实上，倾听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即使无法倾听和没被听到，二者的结果是同样的痛苦，我们依然有许多不听的理由。

许多年前，一对年轻夫妇来我的诊所，抱怨他们在沟通上的许多困难。当我询及困难在哪儿时，那位丈夫道：（谁“是我太太，她好无聊！”说男人对自己的感觉闭口不谈的？）我在克制自己先别对这个混蛋发火的同时，要他解释为什么。这个男的是位律师，在州长选举中担任竞选顾问的工作，他每天的事就是策划会议，撰写演讲内容的讨论稿，与候选人会面，接受电视访问，安排跨州的宣传，应付对手的攻击，以及计划反击，等等。夜里，他回到家里，脑袋里还转着一天的困挫及兴奋，含含糊糊地跟太太打了个招呼，然后就窝在沙发里喝饮料看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