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梁启超说过，中国的二十四史不过是皇帝的家谱而已。这个评论非常准确而且深刻。事实是，一个人把二十四史读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是怎么活着的：他们干些什么，怎么干的；想些什么，怎么想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过得怎么样；他们造过反，为什么要造反？要知道这些，从二十四史这样的“官书”里是得不到必要的知识的。

那么什么样的建筑能够记或者见证宫殿、庙宇之类的所谓“意义重大”的建筑所没有记录或者没有见证过的民间大众的历史呢？当然是民间的乡土建筑。中国两千年的农业文明史，主要是农民的文明史，这一部文明史的见证，极重要的是千千万万农民生活在其中的乡土环境，主要是建筑。它们的见证详尽、具体而且生动。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生活理想；农民的生产劳动，包括农业、副业、手工业、水陆运输业；农民的家居生活和文化生活，包括岁时礼俗、人生礼俗以及各种各样的娱乐和杂神崇拜，以及农民们的生老病死甚至农民中不断发生的“造反”等等，都在乡土建筑上留下鲜明的印记，能够一一解读。

所以说，只要承认文物建筑是历史的见证，那么，必然的，就要走向把乡土建筑当做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当做极其丰富、极其多样、极其细腻深入的乡土社会和生活的史书。这是一个不能争辩的逻辑结论。

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的乡土建筑遗产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中国可以凭借它的乡土建筑对世界文化遗产宝库做出最大的贡献，原因在于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里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性。

在农村的居住建筑和生产性建筑方面，中国和欧洲也会各有特色，反映着生活和文化的传统，但造成中国乡土建筑在社会历史意义上和品类上大大超乎欧洲之上的，主要是由于在中国农业文明时代里农村生活中影响极其深刻的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和实用主义的泛神崇拜。这三项强有力的社会文化要素都是世界其他国家根本没有的，而恰恰是这三项催生了当时中国农村中主要的公共建筑类型。何况中国还有五十六个少数民族，生活在自然条件差别很大的辽阔的国土上，他们的建筑，在类型、形制和形式上各有鲜明的特色。

在中华农业文明的主要地区，凡正常发育的农村聚落，大都是血缘聚落，便是聚落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所谓“主姓”。少数非主姓的村民，大多也各属于一个比较小的宗族。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政府的管理实际上只及于县和比较大的镇，县以下的村落基本上都是自治的，这个自治体的管理由宗族主持（有一些历史复杂的村镇多是杂姓聚落，则由“社”或“会”负责管理公共事务）。宗族掌握着村落的公权力和大量的共有财产，可以对村落进行全面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