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并不像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中国并没有因为加入WTO而崩溃，相反，中国的市场潜力得到了彻底的激发，积聚已久的能量在入世后喷薄而出，经济的火热程度神似当年的“南泥湾”，但这一次不是在西北，而是在东南。“狼”确确实实来了，但国内企业并没有表现得像待宰的羔羊，而是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利用一切资源和优势，积极展开技术升级和管理引进，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引导下合理地利用外资，努力改变自身之前效率低下、管理松散的缺陷，培育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事实证明，外资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可以管理和利用的一种外力。竞争者的出现犹如在中国的“鱼槽”中引入“鲶鱼”，中国企业为求生存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不仅激活了市场，更激活了企业。如今，海尔、联想、华为等品牌已经在世界上取得了相当的影响力，不仅走出了国门，更实现了国际化的大跳跃。

与此同时，政府前期进行的一系列针对国有企业和中央部委的改革已接近尾声，改革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尽管后来有学者对这次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存有异议，但从近几年改革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来看，我们认为国企改革和裁撤各工业领域主管部委的做法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一方面一举打破了在中国积弊已久的“政企不分”的局面，强行将企业推向自由竞争的市场，激活了市场潜力；另一方面，精简了经济管理部门，减少了企业的行政审批成本，即减少了经济运行成本，为后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扫除了障碍。国企改革让之前中国国企“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赢利”的时代成为历史。如今，国有企业的赢利问题已不再是主要矛盾，规模较小的国企绝大多数都已经过改制民营化，规模较大的经过合并或重组，赢利能力很强。

从2002年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规模爆发，中国一直保持着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自入世之后，农业、钢铁、汽车、家电、IT等若干之前落后的产业都获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更是发展迅猛，产品销往全球，立即形成了一股“中国制造”的浪潮。中国，开始被人称为“世界工厂”。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912年）提出“创新即创造性破坏”理论，其从影响力来说可以说是研究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鼻祖。创造性破坏即“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当经济周期循环到谷底的时候，也就是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也就是说，从很大程度上来讲，经济的不景气是促使企业进行改革创新的最直接动力。创新通常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并且风险系数很高，在生存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企业单靠自身的求变意识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发起持续有效的创新行动。尽管某些企业家凭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卓越的领导力能够带领企业不断实现技术或管理的创新，但毕竟这样的企业家和企业仍是少数，不能将之推广至整个经济社会。

以加入WTO为契机，中国成功引进了能激活中国市场活力的“鲶鱼”，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融入了全球化的体系，发挥了比较优势。虽然说出口贸易只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贸易是中国经济起飞的翅膀，是带领中国各产业振兴图强的龙头。虽然中国没有声称贸易立国，但飙升的外汇储备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人发现，倚靠出口增长为主引擎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也同样具有不可持续性。

无论如何，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中国模式”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也受到了政界和理论界的广泛认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发展和转轨路线。中国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十几亿人口每天都要吃饭，每年上千万人口需要就业，这对一个发展“末班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辩证地看，庞大的人口基数也充实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在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逐步迈进老龄化的阶段，中国独有的劳动力资源可以说是天然的发展优势，快速增长的中青年劳动人口压低了工资成本，由此带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优势，也就是说拥有人口学理论的“人口红利”。另外，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居民消费能力逐步提高，庞大的人口规模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使中国拥有经济“内循环”的一切条件。还有，高素质劳动人口和高消费人口的迅猛增长，为中国充分享用“人口红利”创造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