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在“长编”的基础上删定而成的，但这种通史着作绝不能等同于资料长编，作者必须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进行选择。作者宣称：“我们尽量选择在其原处考古或建筑环境中的艺术品，在许多原初环境已消失的情况下，我们尽力通过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及制度的系联重新安置艺术对象。”这种变化当然可以从美术史学近几十年来的转向去理解，而我个人感兴趣的是，它与作者个人在学术网络中的位置也密切相关。

看一下美国对中国艺术品收藏的历史就会注意到，很多美术史学者与博物馆关系紧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可能由收藏而起，反过来，他们又是博物馆购藏中国文物的顾问，他们决定了博物馆的钱花在什么地方，也引导着公众对于艺术品的兴趣。研究外交史的美国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注意到，在殖民主义的时代，一些学者对中国艺术品的态度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以及中国的国家形象密切相关（Warren I。 Cohen， 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中文版见沃伦·科恩：《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从国际关系视角研究》，段勇译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其中有一位中国人很不喜欢的学者，便是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华氏由于在日本留学而对亚洲艺术产生了兴趣，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文物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中国人却是令人失望的，因此，从这个“野蛮民族”中将人类古代的艺术品“拯救”出来，无疑是一种“善举”。

我注意到，《中国艺术与文化》特别谈到了敦煌328窟的塑像，并提到了华尔纳的名字，认为他以胶布粘取敦煌壁画，并将敦煌328窟供养人像盗运到美国的行径，“扰乱”（disturb）了敦煌。其实作者完全可以用年代差不多的45窟来代替328窟。在这看似不经意的行文中，反应出作者与华尔纳完全不同的态度，也反应了作者对中国艺术理解方式以及技术的重要改变。壁画和塑像脱离了原来的石窟，其视觉上的完整性以及背后宗教礼仪的结构都被破坏；这些艺术品被转移到博物馆后，只能在西方固有的术语下重新分类，剩下的只有狭义的艺术形式，而没有完整的文化意义。而只有全面地认识这些作品在原有建筑和礼仪环境中的位置，才可能进入对于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才可能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形式和意义。

有意思的是，本书的两位作者仍然与博物馆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们的职责不再是为博物馆购买文物提供智力支持，而是为博物馆策划关于中国的专题展览。这些展览的展品多从中国文物部门商借，因此他们必须与中国文物考古界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这也使得他们十分关注中国新的考古发现。杜朴是研究早期中国考古学的专家，据我所知，他在中国考古界有许多朋友，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国内的同行谈到他。文以诚先生也是如此，我与他惟一的一次见面，就是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与他们两位相似，近年来还有许多美国学者密切关注当代中国艺术的发展，他们的职责不只是帮助博物馆购买当代的艺术作品，还包括了与中国艺术家的直接对话与合作。例如，我的朋友盛昊策划的一个项目就极有意思。盛先生毕业于哈佛大学（这里收藏着华尔纳在敦煌的“斩获”），现任职于波士顿美术馆中国部。从六年前开始，他陆续邀请了十位华人艺术家（其中半数来自中国大陆）来到波士顿美术馆，以该馆收藏的中国绘画激发灵感，创作出新的作品，由此产生的一个新展览在去年11月开幕。这项活动的主题借用了吴昌硕为该馆题写的“与古为徒”一语，但学者、艺术家们所跨越的不止是时间的鸿沟，而早年那些因为被移动而近乎死去的文物也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

通史的理想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料的选择标准也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基本认识。作为一名中国读者，我注意到作者多处提到他们与“中国多数学者”看法的不同。如作者将晚商武丁以后的时代视为“历史”，而将此前数百年看作“前历史”（proto-history）。他们对夏代的历史真实性（historicity）“保持审慎态度”，对于单纯强调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也表示质疑。又如在第六章开篇，作者指出，在“中国中心观”的前提下中国学者对于隋唐的赞美掩盖了这个时段阴暗的一面。在诸如此类的细节中，作者流露出的对于中国同行的警惕性多少有些过头。反过来，当然也会有不少中国读者对他们的意见并不能完全赞同，但我想也大可不必将这些话语想象为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历史“别有用心”。事实上，同样的问题在中国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如夏鼐先生在２０世纪80年代谈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便是从殷墟开始讲起的；也不是中国学者“一致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一定是夏朝确定无疑的都城。我也注意到，作者不仅对“中国中心观”持反感的态度，他们同时也声明反对“欧洲中心观”。作者这类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西方文化内在的逻辑，但我们对这些话题过分敏感也大可不必，平心静气地听一听，想一想，未必不是好事情。作者在谈到“前历史”和“史前”之间界限划分的时候说：“中国考古的进展可能会对此做出修正。”将这类问题交给今后考古发现来回答，也许是一个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