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纪　年

本书起自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如何记录和理解如此长的时限并非早已被专家们解决了的简单问题。中国现代考古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拓展我们对早期的知识，经常更正文化现象的时间。这里沿用几处惯常的，但经过验证的时期划分。

历史和史前

在古代中国文化中没有“史前”（prehistory）概念。故事中描绘了人类历史最久远的阶段（现在认为是神话）。例如，司马迁的《史记》（约公元前100年）重述了自有人类以来的世事变迁。所有重要史实根植于当时可得的文献：从伏羲、女娲造人（见图 4-21）到重大发明，如神农氏教民稼穑、仓颉造字。另一方面，有批判精神的学者努力通过文献考据审视历史，认为最早有据可考的年份是西周时代的公元前841年。在此之前，任何古今纪年都依征引的材料和面对的问题而定。周代的建立作为争论最多的关键早期纪年一直困扰着学者，现今则利用碳的放射性同位素测定、日食月食记录等方法解决问题。

自19、20世纪之交甲骨文发现，获得了研究大概始于武丁（约公元前1300或1200年）的晚商时期的原始史料。因为有原始记载，本书中我们将武丁之后的时代视为“历史”（historical）。一些零散材料中记述的晚商之前的数百年被视为“前历史”（protohistory），虽然其部分信息可能事实上反映了过去，但不能被那个时代真实的史料所确证。“前历史”和“史前”之间的界限划分更为主观。这里我们主张将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之末作为可行的近似值，中国考古的进展可能会对此做出修正。因而，传统史书中三代之首，夏的建立，标志着本书中“前历史”和“史前”的分野。

中华帝国

严格地说，帝国时代起自公元前221年秦军灭六国（见第4章），止于1911年清王朝终结（见第10章）。尽管以往几代学者存在偏见，中国社会和文化在此期间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元前221年和1911年的划分也绝非截然割断。秦朝政权的核心元素在公元前221年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就形成了，帝国的其他要素在汉代或更晚才完善。同样，末代皇帝的退位并未在一夜间改变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沿承了根深蒂固的风俗和习惯。

本书章节多数（但并非所有）依照主要朝代划分。无论是否遵循历史学家的断代，我们深信，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现象不能有效地按后面的政治年表区分。涵盖帝国时代的7章既考虑到方便适用，也基于我们的主题——艺术与文化，做了更合理的断代。第4章至第7章按完整朝代组织材料大抵是惯常的方式，第8章至第10章打破朝代界限安排话题则不然。每章都会阐释这样做的理由。

王　朝

元代以前，朝代名称来源于地域旧称、古国或开国帝王的采邑。西汉的建立者刘邦曾被封为汉王；唐代开国君主李渊曾世袭唐国公。皇室的姓氏很少用于王朝名称，有一个特例是“曹魏”，用以区分曹操的魏国（公元220-265年）和拓跋氏的北魏（公元386-535年）。继而一些朝代被标为前或后、东或西，以示区别。西周因其都城位于西面（临近现在的西安）而得名，东周则东迁至洛阳。最后三个朝代采用了新的命名方式——选用吉语（元，“初始”；明，“光亮”；清，“纯净”）。在古代，中国人用当时朝代的名称作为国家的名称，“汉人”、“唐人”作为中国人的称谓被后世沿用。

年　代

有史时期的王朝更迭一般以当时君主在位期间的年份来纪年。晚商甲骨和青铜铭文中提到某个“祭祀周期”①的某年，被认为相当于一年。同样，帝国时代晚期的文献和绘画均题写日期，如“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见图 9-33）。从西汉到元朝，年号由朝廷颁定，随境况而变更。事件被记录为某年号的某年。然而明清两代，每个皇帝只采用一个年号② （乾隆是年号，而不是皇帝的名字）。有些历史学家喜欢称皇帝的姓名（因而宋徽宗被称为赵佶），但更多情况下，皇帝被称以庙号（如唐太宗），或谥号（如汉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