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艺术品

清代早、中期宫廷艺术的高超造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宫廷作坊的系统组织和资源优势。因此，艺术品生产的成功与高效管理和财政富足息息相关。17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趋于安定，府库丰实，于是中央政府开始重建宫廷作坊，并大力支持景德镇瓷窑等传统手工业中心。这些宫廷作坊由造办处管理，有的作坊设在紫禁城内皇帝的住所附近，皇帝偶尔会去视察，提些个人意见或加以指导。画院、石雕、牙雕以及玻璃作坊都位于京城西北的圆明园。景德镇官窑由政府任命的专职官吏来管理，如唐英（不是画家唐寅），他从1728年开始在景德镇工作了二十多年，对于瓷器的生产流程甚为熟悉。

清代康熙后期至雍正、乾隆时期的一个世纪是中国陶瓷史上最具创新性的阶段，发展了新的釉型，创造了二次入炉低温烧制的釉上彩技术。技术和生产的日益完善造就了清朝瓷器的精美绝伦。尽管其风格趋于清淡和保守，但时至今日这些瓷器仍然受到世界各地收藏家的青睐。清朝人将宋代至明代早期的器形和釉色奉为经典，这种趣味与清代知识分子对古代学问的推崇如出一辙，构成了保守的倾向。

康熙年间，瓷器匠师探索出了多种釉彩。在难以控制的单色铜红釉中，发展出了后来被称为“祭红”、“牛血红”和“桃花片”的釉彩，釉色丰富匀和，令人回味，主要用于装饰高大的瓷瓶。更重要的是对软彩的新的组合运用，｛17｝不透明的白色釉料创造出柔和的粉润效果。这些软彩釉源自欧洲，也被称为“洋彩”。粉彩和其他釉彩相结合，描绘出精妙的花鸟图案，无论在外销瓷器还是宫廷御用瓷器中，都颇为流行。许多宫廷珐琅彩瓷器和铜胎器皿都运用了欧洲的图案题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花瓣的阴影和颜色的渐变效果，在铜胎珐琅器上亦可见到（见后图9-43）。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使用了新的釉彩，包括胭脂红和浅苹果绿色，此时期虽然短暂，却产生了一批最精美的瓷器。

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国泰民安，宫廷作坊制造出多种雕刻工艺品，产量高，技艺精湛。装饰皇帝书房的小物件包括竹笔架、腕托、石刻砚台、皂石印章、小雕漆屏风和盒子、玉制和其他石雕笔托、小雕像，以及表现风景和叙事场景的装饰性象牙微雕。造办处督管的宫廷雕刻作坊中，优秀工匠大多由朝廷从东南地区的传统手工业中心征募而来，如以竹雕着称的江苏嘉定、牙雕工艺见长的广州、玉器制作中心扬州和天津等地。如同瓷器，18世纪的宫廷趣味趋向于小巧精致、结构繁复，或充满幻想色彩的雕刻。百宝箱（见前图9-32）中盛纳的品类繁多的物件和材质，可代表这一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准。

与精巧的小型雕刻相对，是清朝宫廷对宏大风格的喜好。皇宫的雄伟和国库的丰盈助长了奢侈之风，不仅表现在作品数量的激增，还体现在作品体量的超常。乾隆时期的一件珍稀的大玉石，高度超过2。24米，重量将近5000公斤，出自西北边陲新疆，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玉石。其运费昂贵，在造办处管辖的扬州玉石作坊里经过约十年光景才雕制完成，表现崇山峻岭中大禹治水的复杂叙事场景（图9-40）。禹是古老夏朝的传奇缔造者，开创性地治服洪水的圣王。作品展现了一队队劳工在崎岖陡峭的山路和巉岩间用锤、镐开山凿石，用简单的杠杆来搬运。防洪和水利在历朝历代都是重大的政绩工程，玉雕所表现的复杂的人类活动组织主题，是清朝统治者成就的绝佳象征。

比庞大的大禹治水玉雕更令人称奇的是一个天球模型（图9-41），仅高82厘米，饰金叶，嵌珍珠，反映了统治者对天文历算的强烈兴趣。耶稣会传教士得以进入宫廷的主要途径就是依靠其先进的天文学知识，并借此供职于北京的皇家天文台。天象观测和历法的准确性对国家的管理和皇帝在重大仪式中的表现至关重要。球体由代表赤道和子午线的圆环围绕，用镶嵌的珍珠表示300个星座和3000多个刻有名称的星星。整个天体模型由景泰蓝基座上腾跃缠绕的九条行龙擎起，不仅包含大量的天文知识，同时也可作为一件工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