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宫廷的欧洲艺术和欧洲艺术家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谈到，一些清代宫廷绘画和珐琅彩器皿使用了欧洲的装饰和写实手法，完全或部分地由宫廷欧洲艺术家完成（见图9-2、9-33、9-43）。他们大多是耶稣会传教士，其艺术才能使他们有机会进入皇宫，并接触到高层官员，甚至是皇帝。他们希望借助这种便利，实现在中国精英阶层最终在广大民众中传播天主教的目的。实际上，传教士往往被安排从事平凡的劳动，如在珐琅彩作坊工作。他们对中国精英人士的影响甚微，因为这些精英发现写实的欧洲绘画风格虽然具有强大的视觉效果，但缺乏中国人所欣赏的那种艺术情趣。欧洲的画师们还被鼓励使用中国媒介来改善其风格，从而形成一种混合的样式，能与中国画师的作品自然融合。因此，从艺术角度来看，欧洲传教士艺术家们在某种程度上被他们的中国主顾改变了。

在清朝宫廷服务的传教士带来了各种有用的才能和技术。除了画家，还有雕塑家、建筑师、喷泉设计师、珐琅彩技师、版画家、玻璃雕刻家、钟表师。他们的知识和技术专长受到宫廷的青睐，在艺术领域以外也有适用价值。数学、天文和计时技巧受到高度重视。清朝皇帝热衷于钟表收藏，对钟表师和喷泉设计师的机械才能大加赞赏。在宫廷绘画中如此突出的透视技巧只不过是数学知识的具体应用。佛莱芒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南怀仁神父（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1659-1688年一直供职于北京皇家天文台，可能向一个名叫焦秉贞（活跃于约1689-1726年）的年轻中国同事传授过透视技巧，此人后来成为杰出的宫廷画家。

活跃于康熙年间的欧洲艺术家中，有一位意大利神父马国贤（1682-1765）于1710-1723年在宫廷供职。他将铜版画技法引入中国，但其最重要的影响可能在欧洲。马国贤所描绘的承德避暑山庄铜版画到1724年已在欧洲流传（见前图9-37），这幅画展示了一种基于自然景观和不对称布局的园林设计，不同于当时欧洲园林的几何设计和精心修剪草坪林木。表面上看似自然质朴的中国皇家园林，其实经过精心设计，甚至人工营造，耗费了大量资金和劳力，但其独特的视觉形式，足以影响欧洲的园林观念。中国式园林逐渐以其自然随意的格调在欧洲立足，并在英国和大革命前法国的思想家之间的辩论中，以及英国内部的政治对话中产生政治影响。因此，所谓“中英混合式”园林（此名称出自法国作家，他们不希望英国独享创造此种园林风格的殊荣）的历史，属于欧洲文化史，与对中国园林的直接认知关联甚微。然而，马国贤的版画以及有关中国园林的记述和描绘中国建筑的版画，为英国庄园提供了指导：淡化边界，除去围栏，利用不对称的树木、池塘、草地的广阔视野来创造自然无羁的效果。近似中式或其他亚洲风格的亭子，常常出现在花园中，连同古典建筑，形成一种有历史深度或异国情调的氛围。这种园林引发了关于自然和自由的政治讨论。欧洲在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对中国园林的利用，与对理想化和想象中的中国政府体制的偏颇报道相似，伏尔泰和魁奈（Quesnay）等启蒙政治思想家的论争中即以此为说辞。｛20｝

我们已经谈到过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1688-1768），他于1715-1766年在清朝宫廷供职，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最热衷于资助艺术的帝王。与大多数清代宫廷欧洲艺术家一样，他得到了一个中文名字（郎世宁），这表明他融入了中国文化体系。郎世宁是传教士画家中最多才多艺的一位，他绘制了许多作品来赞颂帝王荣耀、宣扬统治理念：皇帝肖像、宫廷人物、御马、宠物和珍稀动物，以及战斗场面（见图9-33）。他还应诏与其他传教士画家为圆明园（北京西北郊皇家园林的一部分）设计一处欧洲风格的建筑和喷泉。石质建筑在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中遭到毁坏，并在此后的岁月中历经废弃、战火和盗扰，现仅存残损的片段（图9-44），但一系列铜版画记录了其原初风貌。宫殿、宫门、喷泉和花园，再造了一个小规模的欧洲宫殿环境。从某些方面来看，就像是一个建筑合集或一个放大版的多宝柜。圆明园的欧式建筑在许多方面与同时期欧洲园林中的中式凉亭意义相当，只不过前者由于欧洲建筑师的参与而更精确。圆明园皇家园林从康熙时期开始营建，雍正、乾隆年间不断扩展。其宏大的规模，实现了帝王的幻想及娱乐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