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品质的判断，严格地讲，我们不太可能要求一个与公司命运没有紧密利害关系的代理人，自觉地履行委托人的义务，即使个别人经得起这种委托，也几乎没有可能指望整个管理团队都具备这个素质。我们看到，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委托人是全体人民，而且有一些相容的意识形态(如雷锋精神、无私奉献)的指导，期望管理层自觉维护委托人的权益的想法，仍然非常幼稚。这种期望缺乏现实依据，必须以理性人的出发点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体系，在此基础上，判断管理层是否能为股东利益奋斗。国内企业基本上都没有建成这样的“基础设施”，因此，也谈不上对管理层在这个问题上的考察。

面对这样的局面，不知巴菲特有什么替代的次优解决办法。笔者认为，这将从根本上影响他作出长期持有的决策，因为，你不能预料到，明年或者下个月的管理层会有什么不同的行为偏好。也许，更实际的做法，是随时盯住管理层，对他们的一举一动进行监控和分析，以防止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失。

巴菲特是不愿意也不屑于这样做的。对于这样一个根本无法建立信任的管理层，他也许会躲开，以保持自己的令名不受损失吧。

巴菲特在选择投资对象时，还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自己能够理解的行业和公司，在中国，他一定能找到自己熟悉的领域的，但面对无法预测其行为模式的管理层，要准确把握一个公司，恐怕还是很难。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结论，在目前的中国(假设以上基础设施不能在短期得到解决)，模仿巴菲特的投资哲学，3个支柱中，我们还缺少两个。这就是巴菲特式价值投资在中国本土化，所面临的困难之一。我们不得不依赖超级明星式的企业领袖和他的班子，而且，他的利益与公司有紧密相关的联系，甚至他的家庭和健康问题都将左右我们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讲，也许明星经理人或家族持有股权比例大的家族或类家族企业更具有吸引力。

在中国股市里，巴菲特的长期持有和集中投资原则，因为无法判断管理层的可信任度而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投资者必须时刻睁大眼睛以防范突然发生的不测事件，而多元化的投资，明显可以增加投资者用脚投票的自由度，对于抑制管理层的私心和腐败行为有一定作用，也降低了投资受损的风险和程度。

在当下的中国，作为投资者，不得不先将巴菲特的“集中投资、长期持有”放在一边，至于应该如何分散投资风险和把握持有的时间，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