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见机行事，策动起义”的指示，毕重远返回“重庆”号。时值1948年初秋，中共策反国民党陆军大股部队起义的成功例子尚不多，更无战舰起义的先例。可受命单枪匹马在一艘有近600人的巡洋舰上组织起义艰巨任务的毕重远，当时并没有丝毫的踯蹰，他头脑中的确不曾闪现过“不可能”这几个字。或许，其间有几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武，可他亦不曾怀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幻想，而是脚踏实地做着一步步的铺垫。

毕重远感到：在陆地起义，将领们的工作做通了，就基本上胜券在握了，即使有人反对，并不妨碍响应者的行动。而在军舰上则不然，环节甚多，且由操纵者直接掌握，并非上层军官一声号令，就能协调动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纰漏，整条军舰都无法动作。相反只要每个环节都有起义者，即便军官反对，亦能控制军舰。由于舰上等级森严，作为普通士兵的毕重远，没有条件接近军官进行策反，惟有“士兵路线”是最稳妥和可行的。

“必须聚拢一批倾向革命的士兵，形成起义的核心。”毕重远想到利用舰上的小型士兵图书馆做文章。舰上的业余生活并不丰富，读书是水兵们一项主要消闲方式。1943年，毕重远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时，曾在一青年图书馆当过管理员。就是在那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讲述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品，特别是他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后，对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产生了仰慕之情和追随信念。此后，他通过这个图书馆，运用进步书籍，使更多人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舰上图书馆由一个叫贺志的体育教练兼管，毕重远便设法和他接近，谈体育、拉家常。渐渐熟悉后，毕重远提出当图书管理员之事。图书管理是业余的义务工作，一般人都不愿担任，贺见有人主动要求，随即顺水推舟。

毕重远利用管理员之职，夹带购进一批中外进步书刊和革命文学名著，有意识地推荐给水兵们阅读。不久，许多水兵都读了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邹韬奋的著作。高尔基的《母亲》《童年》《大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在水兵中悄悄传递。相反，国民党海军上方发来的反动读物，却被毕重远锁在最下面的箱子里。

通过借阅图书，毕重远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同时从谁经常借看什么书摸清了许多水兵的兴趣爱好、思想倾向，筛选出追求光明向往进步的分子。这个图书馆，成了毕重远广泛接触士兵群众，凝聚进步力量，发展同志酝酿起义的媒介。

就在毕重远为准备起义积极展开工作之际，国民党海军参谋总长突然来到“重庆”号锚地，下达了“紧急启航”的命令。军舰向北方疾驶，但广大官兵并不知道目的地是何处，更不知道他们将被推入内战旋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