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号上，有一位轮机技工，名叫张兴昌，他是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派，于1948年夏季打入“重庆”号的。这年底，“重庆”号在东北参与内战返回上海后，张兴昌将舰上水兵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向中共有关方面做了汇报。他得到的指示是：“深入了解，做好群众工作。”但身为普通技工，在策反舰上官兵方面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只能利用工作之便，启发能够接触到的水兵的觉悟。

“重庆”号雷达少尉莫传香、枪炮少尉曾福祥、轮机少尉蒋树德等，亦对国民党政权的内政经济举措失当心生愤懑，试图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在与同时赴英的军官王淇闲聊发牢骚时，流露了投奔中共、夺取军舰的想法，恰巧被王淇的弟弟、中共党员王毅刚听到，随即向中共南京市委进行汇报。

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解放战争的进展，指示下属各级组织配合南京、上海的解放，积极开展统战和在蒋军中策反起义活动。中共南京市委认为可以利用“重庆”号下层军官的反蒋情绪，策动起义。书记陈修良亲赴上海，与王淇等人接触摸底。

王淇等人提出要中共提供经费，购买房子和武器，以便集合议事和武装起义。陈修良认为如此容易暴露，未曾同意。后为了便于联络，中共南京市委将此线移交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策反委员会副主任王锡珍与王淇等人接触时，莫传香、曾福祥已调离“重庆”号，只剩王继挺、蒋树德等人。他们强调“起义条件非常成熟，要中共派几个干部上舰领导，提供手枪10支，美金1万余元”。

几经过往，王锡珍感到王淇等人“生活浪漫，政治上无什么认识，他们的动机是对国民党腐败的统治不满，待遇太低生活苦，投向共产党带有浓厚的投机性”。她对王淇等人指出，他们的要求中共是难于满足的，但仍可保持联系。王淇同王锡珍商定了再次接头的时间，然而王锡珍如约接头时，王淇却爽约未到，结果这条线断了。

中共地下党还了解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直，有民族气节，并与国民党海军当局有一定的矛盾，遂通过某些渠道，设法和他搭上话，小心翼翼地试探有无脱离蒋介石集团的可能。

由此可见，包括毕重远在内，为使“重庆”号脱离国民党，起码使之不能用于内战，中共起码有四路人员在暗中运作。但因为这四路人员分属不同地方、不同系统的中共地下组织，又均是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所以他们互不相知，处于各自为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