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廖梦醒的丈夫、共产党员李少石也被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作为岳母的何香凝，时常通过某些关系送进些衣物、食品、营养品。其他一些共产党人的亲属，有时也会送来类似的物品。好像事先都有约定似的，这类物品都立即转送到有孩子的牢房。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周惠年就心潮难平地说：“我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抚养的，他们的营养稍得改善乃至生存，全靠的是难友和集体。”

1936年9月，反省院方面通知周惠年，李得钊在南京军人监狱病死了。周惠年听到这一消息，既感突然又异常悲愤，当即指斥李得钊是国民党迫害死的，并拒绝参加反省院的“天天读”（即院方强制天天读三民主义的书）。

后来，周惠年才知道：李得钊的肺病在监狱恶劣的环境下日益恶化，连续高烧。而监狱方面根本未予认真治疗，误诊为疟疾，给他服了大量金鸡纳霜，因药不对症致使其死亡。

就这四五年内，周惠年两次结婚，又两次失去丈夫。和每个丈夫在一起生活时间都不足一年，而且是在锋霜刃雪、腥风血雨之中度过的，这种凝结着战友生死之谊的爱情就更令人魂牵梦索、刻骨铭心，因而对她的打击就更沉重。可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容她把悲痛流露出来。

今天，当看到她瘦弱的身躯时，我真难相信其间竟蕴藏着那样坚强的意志。后来，当我听完了有关她的故事，我理解了，她们那一代的许多人，为了实现谋取更多人幸福自由的信仰，不是都奉献了很多，并把个人的痛苦深埋在心底吗？和周惠年在同一牢房的夏娘娘不也是如此吗？

周惠年没有讲她是如何平息她心中的悲痛的。许多年以后，她给这两个孩子改了名字。大女儿改名叫“小余”，以纪念她的生父谭忠余；她儿子改名叫“李钊”，以纪念他的生父李得钊。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周恩来代表中共赴西安和平解决事变，揭开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历史新一页。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国民党陆续释放了一些在押的政治犯。

然而，合作抗日的消息并未立即为苏州反省院的政治犯所知。不久，经中共的努力营救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苏州反省院释放了几个政治犯。随后，时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消息才传进来。于是，在押的政治犯们开始了要求出狱参与抗战的斗争，但反省院方面迟迟不放人。直到日军的飞机轰炸苏州，政治犯们掀起更高的斗争浪潮，强烈提出“宁愿战死在前线，也不能被炸死在监狱”的口号。院长遂让政治犯迁往东山自己家中，躲避轰炸。

到东山后，江南的形势更趋混乱，反省院长不得已同意政治犯们自行疏散。周惠年和夏娘娘等经商议决定随韩宝春到他在江浙交界的故乡暂避，再图同组织联系。

周惠年记得宣布疏散那个漆黑的夜晚，政治犯们担心院方变卦，连夜迅速开拔，难友们一路相互扶助。夏娘娘身体不好，走不了路，全靠男难友背着。那是隆冬时节，可据说背夏娘娘的人的汗水从棉衣中渗出，把夏娘娘的棉衣都浸湿了。周惠年则拖儿带女，跟着大家一起走，要没有相互间的扶助，她们老的老，小的小，寸步难行。讲起这一段，周惠年感慨万分，她说难友情是最真挚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