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以后，我完全无法逆料自己竟然瓦解到不能动弹的地步。我走在路上一想起他就哭，泡在澡缸里一想到他，泪水和洗澡水混成了一团，睡午觉的时候经常从梦魇中惊醒，总感觉身边有个东西想把我挤下床去。妈妈开玩笑地说，干爹送我的那个可以当枕头的老虎掉了一只眼睛，该不是那只老虎在捣蛋吧。后来她真的替它补上了一个扣子当眼睛，但因为两边的样式不一，令那只老虎看起来有点“大小眼”。

我在宇宙乡愁里过了一段昏昏沉沉的日子，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依赖性和脆弱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振作起精神，开始出外寻找工作。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充当钢琴家藤田子的秘书，她和邓昌国先生都很喜欢我。工作了一两个月后，邓先生认为大小姐与其当别人的秘书，还不如自己请个秘书比较实在些，于是我又去应征华航空服员的职位，结果因为近视而没有被录取，最后我还是回到艾迪亚和Sumi 酒店唱我的抗议民谣。Sumi 酒店的客人多半是洋人，我唱了一个月后发现大势不妙，因为想跟我做朋友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一个个来势汹汹，我怕紫禁城马上就要不保，于是立刻写了一封信给Don 。

我等了三个月没接到任何一封信，每天开信箱时心底都是一阵空洞。三个月后Don 突然从老挝打来一通电话，他走了好几英里路才找到一家电话局。他说他寄了五封信为什么我都不回，后来我才知道是母亲半路拦截了。他说我的最后通牒他接到了，圣诞节他一定回来看我，到时候再决定要不要订婚。他在老挝想了很久，觉得我与他的因缘千万人中也难找到一对，我告诉他一切等圣诞节再说吧。一个月后他果然如期返回，我们见面时的感觉仍然那么强烈，但我内心的自保机制已经产生。那三个月的瓦解令我深感震撼，我暗自思索：人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命交到别人手中，怎么可以连站都站不稳了？这样的缘我宁愿不要。

爱情是什么？激情是什么？真爱又是什么？这类深入的问题我当时并没有能力思考，那些看似自律的思索只是激情过后的自保机制罢了。表面上我是被Don 吓坏了，其实我是被自己的反应吓到了。为了不再受伤，我把一个应该再发展下去的关系逐渐给扼杀了。多年后我才认清它的后遗症是什么。

圣诞节后Don 必须回老挝，行前他告诉我明年四月将返回台湾，带我到美国正式结婚。我的反应没有他预期的热烈，他说我变了，变得成熟而难测。

Don 走后没有一个月，臧家老叔从日本来信，信中说他要为我提亲，对方是航运巨子的独生爱子沙芃。父母和干爹都为这个消息感到欣喜，他们还是认为女大当嫁，而且门第也应该相当。我的心态比较复杂矛盾，虽然整颗心仍然在Don 的身上，但我无法逆料未来会是什么结局，万一有第三者介入或者情感自身起了变化，我想我一定会精神崩溃的。我宁愿开放自己，看一看沙芃能不能带给我另外的可能性。

沙芃是个没什么骄纵气息的富家子弟，他一直靠自己念书、打工，拿到哈佛的硕士学位。沙妈妈则是一位富有责任感，自我要求很高，在各方面都希望没有疏漏的女性。我有部分的人格和他们相似，但我还有其他的次人格是完全相左的。我身上的贵族与波希米亚人经常彼此斗争，高度的物质享受与反物质文明似乎很难得到统一。沙家已经从东京搬到纽约联合国旁的双子大厦，但沙芃自己却住在新泽西的小镇经营游艇生意。他开始写信给我，希望透过书信了解我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