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深不知处》的拍摄过程充满了各种需要克服的困难，我后来得到一个粗糙的结论——拍电影的人根本是一群喜欢和自己过不去的人。不论导演、摄影师、灯光、场务、剧务、演员，没有一组人可以过一天清闲的日子。当时的拍摄技术可以称得上是土法炼钢，但即使困难重重，梦幻工厂的制作过程仍然比乏味的现实生活有趣得多，一群人像个吉卜赛家庭似的四处迁徙。分工合作两三个月的时间，感情如果融洽的话，离别时真的有点依依不舍；如果不对盘，则恨不得提早杀青作鸟兽散。

任性倔强的我第一部戏就跟导演杠上了，为的是女主角死亡的那场戏到底该不该眨眼睛的问题。当时导演的构想是：武本大夫染上疟疾的妻子最后从轿子上摔下来，武本把妻子抱在怀里，妻子为了安慰丈夫，咽气之前应该做出两人初识时的那个眨眼的动作，然后再气绝身亡。我当时的观点则是，即便是现代感的古装剧，主角人物也得有眨眼的心理动机才对。如果我是一个在轿子上颠了大半夜、已经气如游丝的垂死病人，我想我是不可能有心情和丈夫眨个眼之后才气绝身亡的。后来女演员与导演从清晨三四点钟一直僵持到日出，因为拍摄的是夜景，只要太阳一出来，工作人员就得喊收工，那么我就赢了。最后导演只好决定采用已经拍好的“死不眨眼”的结尾镜头。宫本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的这场对决最后以和解收场，这场戏拍完后我们虽然仍旧是好友，但是我“不敬业”、“不听话”之名从此不胫而走。

像这类牵涉到心理动机的方法演技在那个时代是无人问津的，我当时也只是凭着一些心理常识模模糊糊地揣摩着剧中人的内心情境。

1987 年我把美国演员的圣经——《尊重表演艺术》翻译成中文，由汉光文化公司出版；1986 年我前往纽约的H.B. 工作室进修演技，才算彻底了解了传统具象主义（formalistic ）的表演方式和李· 斯特劳斯伯格（Lee Strausberg ）的“方法演技”的差异，同时也学会了如何融合两者的技法与知识。三十五岁以后我完全停止了演艺工作，开始朝身心灵探底，对于“演员”在人生中的定位才有了超越技巧与知识的领会。

演完《云深不知处》，眼看着就要接近Don 回台湾的时限，但是在内心深处我已经把这段致命的吸引力提早扼杀。我写了一封信到老挝，信中表明我们俩已经走上人生的岔路，我准备赴美进修，必须把这段关系画上句点。Don 没有回信，我以为从此俩人的关系真的结束了，没想到一年后我从纽约回来竟然再度和他见了面。

那时沙芃和我已经通了好几个月的信。春天到了，沙妈妈和沙芃到台湾来看我们全家，老叔、干爹和干妈也都在场。表面上看来这门充满着社会性的婚事似乎投射了各得其所的希望，谁也没料到未来会有变化。暑假到了，我戴了一副超大型的太阳眼镜（看起来有点像卡通影片里的大蚂蚁），在父母陪同下进入松山机场搭乘前往日本东京的飞机。

到了东京住进老叔的家，我经历了此生第一次的文化震撼。老婶是一位日本传统女性，一切以丈夫、儿子为重。她对独生爱子的宠溺令我亲自见证了耳闻已久的日本现象。从小到大母亲一向不准我进厨房，不过她并不是宠我，而是怕我进了厨房打破东西，愈帮愈忙。我也乐得清闲，以君子远庖厨为借口，来合理化自己的懒惰和不愿打理生活琐事。但日本女性是从小就要做家事的，老叔的儿子对我也有这样的预期心理，当他发现我竟然连虚应一下都做不出来，便开始非常看不顺眼了。两个人语言不通，背景又如此不同，结果差一点没演出前大男人主义和前大女人主义的武斗。

在这段期间，沙妈妈建议我到涩谷的十仁医院做双眼皮整形手术。我曾经仔细看过《云深不知处》的毛片，赫然发现自己的东方媚眼在银幕上完全是标准的蒙古利亚眼，不但浮肿，而且有一种近视加闪光、长期眯着眼看人所形成的后果——显得有点邪门，带着一股色迷迷的感觉。摄影机的镜头是完全不讲人情的，我想象中的自己和银幕上的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想象中的自己有点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片中的奥利维亚· 赫西（Olivia Hussey ），带着一股古典而空灵的气质，然而银幕上的自己不但眼睛有股邪气，而且脸庞比真人扩大了好几倍，是我最怕的那种大肉脸。我眼睛看着毛片，人差点没钻到椅子底下。现在沙妈妈愿意掏腰包请我除掉眼皮上的油脂，换上一对烟视媚行的双眼皮，我何乐而不为，于是怀着好奇与未知的心情住进了十仁医院。

替我开刀的老医生是十仁医院的整形权威，他仔细用尺量了我上眼皮的宽度，很满意地用日语说明我的眼形很长，上眼皮又宽，开出来的效果一定很好，保证像日本的几位整过形的女明星那么亮眼。开刀的手术过程我可以从天花板上的镜子饱览无遗，但因为是局部麻醉，身体其他部分的知觉仍然十分清楚。手术过后护士小姐扶我下地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手脚都吓软了，休息了好一会儿才恢复正常。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老叔先行离去，我必须住满十天才能出院。房间非常狭小，看起来阴暗又蹩脚。墙上有面镜子，我带点犹豫地望了一眼镜中人，天哪，这简直是《科学怪人》里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嘛！心里不禁后悔起来，只好暗自安慰自己，一切等十天以后拆了线再说吧。

说也奇怪，这十天竟然是日本的鬼电影周，只要一打开电视，播放的一定是《怪谈》之类的鬼片，我看着电视影片里的鬼，也看着镜中的鬼，心里真是哭笑不得，觉得自己无聊透了，放着好端端的东方人不做，非要割成个西方牛眼才对自己满意。十天到了，老医生很仔细地把线头一个个拆掉，他告诉我两个月后看起来会自然许多，于是我回到老叔家，等待时间的造化。

这段期间我一直在等候美国签证，左等右等也下不来。妈妈又请干爹批八字，看看什么时候才能成行。

干爹的答复是八月中秋之后才能动弹得了。果然，中秋节一过，签证就下来了，我心里真是雀跃不已。倒不全然是可以见到沙芃，而是终于能到心仪已久的格林尼治村去看看我的同谋者，见识一下Joan Baez 和Bob Dylan 的发迹之地以及世界的艺术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