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婚没结成，沙芃便主张我回台湾，他说像我这样不切实际的女孩在冷酷的纽约一定无法存活过一个月，我说我好不容易来了，一定设法住上一年。那时我突然想起父亲曾经对我说过，潘玉璞阿姨和他分手后便单独一人前往美国念书，后来拿到了硕士学位，很顺利地考进了联合国，现在已经是统计部的主管，如果我有任何困难，找她一定能获得帮助。于是我决定到联合国探望这位素未谋面，曾经与父亲有过姻缘的长辈。

我的脑子里只记得Y.P.Pan 几个缩写的英文姓名。我从联合国的大厅一路问到统计部，终于找到了主管室。一推开门，我还以为走错了房间——只见一张大型的西式办公桌旁站了一位梳着髻、脸色蜡黄、一点妆也没上、穿着十分朴素的东方老太太。她走动的时候一看就知道是曾经缠过脚又解放的改足派。我问她是不是潘玉璞阿姨，她说没错，我说我是胡赓年在台湾的独生女儿，她愣了一下，接着很洒脱地对我说：“哦！原来胡赓年还有一个女儿啊！”

我完全感觉不到潘阿姨有任何对立或不自在，她很亲切地问我为什么来纽约，我告诉她事情的原委，她专心地听我说完话，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长得跟胡赓年真像！”

打从那一天起，我和潘阿姨便时常见面往来。有一回我到她的家中做客，她请了一位当时看起来像是正在追求她的东北老先生一同和我们聚餐。那位长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品头论足地说道：“这孩子是水蛇腰！”我立刻捕捉到他对胡赓年的醋意。潘阿姨也感觉到了，便悄悄地对我说：“你爸爸年轻时太帅了，以后谁也看不上眼了。” 我觉得她对胡赓年并没有任何残留的恨意，她和我仿佛一家人似的。这位自力更生、独立在美国闯出一片天的改足派老太太的自我实现能力与宽大的胸襟，令我深感佩服。我当时的感觉是，与其说是传统束缚了女人的发展，倒不如说是女人心中的恐惧裹住了自己的脚。同样是上一代的女性，一位被丈夫抛弃了之后并没有否定自己的潜能，反而发展得如此独立与完整，另一位却在麻将桌上消耗了大半生的创造力。

潘阿姨知道我的婚事已经告吹，而我又不愿意立刻回台湾，便善意地替我留心，看看同事里面有没有人愿意让我暂住他们家一阵子，等找到学校再搬出去。某一回在联合国举办的京剧晚会上，潘阿姨为我介绍了一位她的同事凌昂先生。凌伯伯是一位表情丰富、豪迈而又大方的性情中人。凌妈妈则个子娇小玲珑，心性相当明爽而平和。他们有两个宝贝儿子，全家在中南美待过很长的时间，感染了拉丁民族的生活调子。我一直喜欢嘉年华会式的松散氛围，因此跟他们全家人很合得来。他们欢迎我暂住他们家，然后再设法入学进修。

当初是闭着眼睛进入沙家的，那个景象似乎强烈地隐喻了什么。现在睁着眼睛搬了出来，一切都不需要多做解释了。日后我发现我的不爱解释时常引起别人的误解，但这就是我的个性，我认为大部分人都是自有结论的，多解释也是徒然。搬进凌家之后我打电话给母亲，希望她每个月能寄些零用钱给我，我准备在纽约住一段时间。妈妈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好像整个世界都落空了，她提醒我说：“你这个孩子傻大胆，在纽约一切要小心点。”那一年里我每打一次电话，她的声音就消沉一些，我心里很清楚纽约是不可能久居的。

也许是童年的反常经验，也许是潜意识底层的无限性使然，小家庭的天伦之乐总令我生起一股莫名的收缩感。走在街上看到夫妻俩推着婴儿车过街，这幅幸福美满的画面却让我觉得人本来是顶天立地的，知觉所及都是自己的世界，但是一组成小家庭，仿佛天地都不见了，只剩了二人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