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的轮盘赌

把我们体内的合成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就相当于摆弄一台化学设备，却没有操作说明书一样。在美国医学促进学院（AmerllegefortheAdvamentofMedne）1994年大会之前的演讲中，一位享有国际盛誉的毒物学专家塞缪尔·爱泼斯坦（SamuelEpstein）预言，我们当中会有1/3的人因为化学实验而得癌症；在那10年之后，其他癌症研究者将这一几率提高到1/2，即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个时段，每两人中就会有一个被诊断出癌症。

马萨诸塞大学的三位医学研究人员在2005年编写的一份癌症研究报告中，提供了半个世纪的资料，揭示了合成化学物的生产与癌症发病率增高之间的联系。从1950年到2001年，美国各种类型癌症的发病率增加了85%，而且这只是一个年龄标准化比例（age-adjustedrate），即这种增长与那些长寿人群无关。在各个年龄组中，癌症发病率在过去20年间增长最快的是儿童，他们的患病与吸烟、派对、工作或压力都无关。

自从1950年（我出生那年）之后，某些类型癌症的爆炸性增长已经让我们心理麻木了：黑色素瘤的病例增加了690%、前列腺癌增加了286%、甲状腺癌增加了258%、非霍奇金淋巴瘤增加了249%、肝癌和肝内癌增加了234%、肾癌和肾盂癌增加了182%，而且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开列下去。是什么导致了癌症的大面积爆发？

在演讲中，爱泼斯坦医生直言不讳地将责任归咎于合成化学的革命。他描述了在1940年，人们通过应用新技术，如何将原本不存在的合成化学物质创造出来。因为出现了热裂解和催化裂解技术，人们就有可能从汽油中提取出特定化学物，然后通过分子编接和重组（mollarsplngandrmbination），制造出你想生产的任何化学物。

“在1940年，我们制造出了大约十亿磅的新型合成化学物。到了195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五百亿磅，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变成了五千亿磅，包括各种有毒致癌、毒害神经的化学物质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从未接受过检验，因此不知道其毒性、致癌性和污染性如何。”

全国环境卫生科学院（NationalInstituteofEnvironmentalHealthes）是联邦政府所辖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的下属机构，它在网站上发布过一份情况说明书，对真相做出了相当惊人的表白。它直接挑战了合成物的信仰体系，质疑了那种安慰性的说法，即我们体内和环境中的化学物是对自然界和我们自身正常无害的补充。

“我们正在努力调查，看遗传学和环境是在人体细胞的什么位置发生相互作用，并导致分子变异，然后引发一种致病的链式反应。科学家将这种变化比喻为瀑布，一系列不断变大的细胞变异瀑布，可能会导致癌症、帕金森症、关节炎、心脏病等。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些严重慢性疾病的根本原因，但我们怀疑，它们可能是由于长期接触化学物和其他环境接触而导致或触发的。”

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生态医学》（loglMedne）中，肯尼·奥苏博（KennyAusubel）对我们进退维谷的局面做了坦率而精湛的总结：“几十年来，科学界和医学界接受一种观点，认为一定量的污染和疾病是我们进入现代生活的代价。这被称为‘风险范式’（riskparadigm），其根本意思是说，应该由社会来证明新技术和工业过程有害，通常是每次检验一种化学物或技术。这种风险范式假定地球和人体能够吸收‘可接受’程度的污染，它还让一小撮自私的精英人士去制定这些标准，完全不理会大众‘非理性的’恐惧和要求。它背后的‘科学’是由大型商业利益驱动，它几乎既不能算公正，也不从大众利益出发。从任何位置来看，这种风险范式最多不过是一种生物学上的轮盘赌，下了大笔赌注，而用的手枪却填满了子弹。”

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会遭遇那些可能伤害自己的化学毒素，我们仿佛无处可逃，所以还是彼此坦白一些吧。只要自愿加入合成物的危险范式，我们就已经暗自同意签订一份社会契约，让自己在进行中的化学基因试验中扮演豚鼠的角色。

我们中有些人会在这场试验中生病或死亡，少数人也许会变异，并进化出有效的免疫防御系统，其他人则下定决心，退出这场致命的游戏。一旦我们觉察到可怕，一旦我们懂得拒绝，一旦真相被说出，我们就毫无借口再去继续扮演无辜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