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认为虽然自由是指“随着各自本心自由自在做事”，但并不会妨碍到他人。而且自由的这种不会妨碍他人的特征，是由人的本性来保证的。也就是说，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是不会“以我心压制他人”的，所以作为人的本性之一的自由也就不会妨碍到别人。这种乐观的、先天调和的人性论，与前文所述的日本儒学特别是朱子学是相通的。

但是福泽的观点与坐而论道、静坐默观的所谓的日本儒学者不同，具有强烈的经世特征，因此他把个人的道德、学问修养与国家的独立及繁荣联系在一起来论述。在福泽看来，作为明治日本的国民，就应该广博知识，具有世界眼光，以此为国家独立作贡献。

广泛地阅读万国之书，精通世界的事情，以世界的公法谈论世界的公事。对内修养知识道德，以培养独立自由；对外遵守公法以光耀一国独立，如此才能成就真的大日本国。此事乃是我辈着眼之事，也是强调不问皇汉洋三种学问的得失，只主张洋学为当今之急务之原因。

可以看出在这篇文章中，日后的《劝学书》以及《文明论概略》的主要思想在这里已经轮廓隐现。在这篇文章中，福泽没有详细展开诸如重视知识的态度，以及知识（洋学）本身的特点等等论点。而两年多之后的1872年2月，他在《劝学书》中主要就上述问题展开了详细的论述。《中津留别书》与《劝学书》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福泽认识到在以废藩置县为代表性事件的明治初期政府推行的文明开化政策背景下，自己有必要向全体日本国民说明应该如何做，才能成为真正的近代国民，才能建立真正的近代国家。《劝学书》在这个意义上，是福泽启蒙言论活动的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