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导读(12)

劝学书 作者:(日)福泽谕吉


 

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还是有着富贵与贫穷的差别。对此福泽认为,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在于是否勤于学习、掌握学问。而且,福泽所说的学问不是“认识难字、解读古文、吟歌、赋诗作曲”等传统的修养,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会接触到的实用学问”,即实学。这种实学包括写信、记账、打算盘这样的基础科目,更主要的是地理、物理、历史、经济、修身、外语等内容。总而言之,实学的性格是指“对各科目都脚踏实地地学习,遵从事物的原则,对知识精益求精”。

由此可以看出福泽的实学,主要指的是以实证的、实验的、归纳的、分析的方法为主来研究的学问,大致相当于今日的自然科学以及一部分社会科学的内容。“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分贵贱上下,一致重视学习,并都有了自己的体会的话,士、农、工、商者皆能各尽其能,恪守其职,则所有的机构都按着自己的本分,个人可以独立,家业可以独立,国家也就独立了。”这里,福泽明确完整地表明了自己的理论,即日本人首先应该自由、平等,然后致力于实学,接下来通过个人独立达到国家独立。

可以看出,福泽的这个理论与儒学中“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连贯逻辑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也就是说,福泽首先用“自由平等”置换了儒学中的“太极”或者“天理”;其次,他的实学虽然与儒学在内容上或有不同,但同为格物致知;而两者的最终目的同是“治国平天下”。因此二者在逻辑结构上是相同的。这一点表明,福泽虽然接受了西方传来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但其思维构造还保留着传统的印痕。

接下来,福泽带着“自由平等”的“天理”,与“世间一般日用的实学”的“人道”,向日本人民呼吁与外国交往时的爱国之心与国家主义。“遵从天理人道为基础来交结相处。只要是真理,对非洲的黑人也心存敬畏;只要是道义,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必惧怕。如果国家受到侮辱,全日本的人民都应该舍命抵抗,这样才不至于失去国家威信,才能争取到一国的自由独立。”福泽在这里阐述的国家主义,被日本政治思想史学家丸山真男评价为,“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独立,国民的独立与国际的平等,就这样由完全相同的原理贯穿着,取得了巧妙的平衡。这是福泽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日本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昙花一现’的美丽时代”。可以说,在《劝学书》当中,福泽所言的个人自由主义是先天和谐的,而针对外国的国家主义因为基于“道义”也是健康的。对内倡导国民的自由独立,对外交往基于万国公法与国际道义,两者之间保持着绝妙的平衡。

此外,福泽基于对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的理解,在《劝学书》中对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也有阐发。福泽认为政府与国民之间虽然有力量上的强弱之别,但权利平等。国民缴纳税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双方之间是订立了契约的“共同体”关系,因此应该各守职责本分。政府不应恃强专制压迫国民,国民也应该恪守法律。

明治维新后处于大变革时代的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文明开化”政策。但福泽认为文明的表象易得,精神难求。而文明的精神,“就是人民独立的精神”。在福泽看来,日本人民缺乏文明精神——即独立精神的原因,是因为政治体制中存在着严重的“权力偏重”的构造。“千百年来,国家的权力都由政府一手掌握,从武备、文学到工业、商业,再到社会生活,人民只是听从政府的命令而不停地忙碌。国家成了政府的私有财产,人民只是国家的食客。既然人民只是得以寄宿于这个国家而没有归宿的食客,那就只把国家当做旅社一样,不会产生深切的感情,也没有展现独立精神的机会,久而久之,就在全国都养成了这种懒散的民风。”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福泽认为应该重视中层民众(指中产阶级、学者等)的力量。因为“国家的文明既不是由政府在上面发起,也不是从下层的平民自发产生,而是要靠二者之间的中层人士来负责振兴:一方面要为平民们指出方向,另一方面要与政府同心协力,才有成功的可能性”。这是福泽对强势而又强制的,由萨长土肥的藩阀为主组成的明治政府提出的中肯的批评与建议。

虽然福泽的上述启蒙思想无不闪耀着近代文明的光芒,但福泽毕竟是历史之子,不得不受制于时代的局限。由于他过分强调知识(尤其是近代知识)的作用,因此他的实学观不免带有“唯学问论”的倾向,而忽视了造成人与人之间富贵贫贱差异原因的复杂性。也是这个原因,他把没有学问、知识的人视为“愚民”,认为对他们“讲道理这样便利的方法也行不通之时,就只有使用威吓”,而且政府的残暴与专制也“是愚民自己招来的祸患”。

从第二类的文章开始,福泽分别就各种具体问题展开议论。第六、七两篇文章主要谈法律问题。福泽认为法律是国民与国家之间契约的体现,因此国民应该恪守法律。为此他举出著名的“赤穗四十七义士”为主君报仇手刃敌人的故事,评论说这些人的做法是无视国家法律的私刑、私裁行为。另一方面,当国民发现政府有不公不便的恶法之时,福泽认为国民既不能屈从政府遵守,也不能以暴力对抗,只能是“维护真理舍生取义”,向政府投诉、反映直至改正,甚至为此“殉道”以死明志,告诫世人。这里福泽举出身低微的权助之死为例说明,这样的行为对文明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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