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派报告》或许同样出于一种对未来的无法抑制的敬畏——即使预见亦难改变，才对“潜在犯罪者”直接采取严厉的逮捕措施，而非取而代之以训诫和规劝等温和的手段来达到预防犯罪之目的。古希腊人对于命运的思考及悲观看法，在影片中被彻底颠覆。那些被预言即将犯罪的人逃脱了虚幻缥缈的“宿命”，因为的确不再有谋杀发生，实践证明了犯罪预警系统之完善。但在此斯氏巧妙地设置了一个悖论：如果人类能够预见未来并有意识地加以规避，那么，较之于被篡改的未来，被预见的未来就成为谬误，人类因此事实上从未能预见自己的未来，更无从改变命运。

艺术总是于一定程度上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联系影片上映时的美国，“9?11”袭击给民众造成的恐慌尚未逝去。这一事件彻底粉碎了美国“绝对安全保障”的神话，对美国造成的震惊可想而知。“邪恶轴心”、“先发制人”等名词粉墨登场。草木皆兵的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庞大的情报系统，来预测所谓的“邪恶国家”威胁美国安全乃至世界和平的企图，并基于自己所扮演的“世界警察”角色来试图预防危险的发生。而预防的方式同样是根据情报部门的预测来“先发制人”，通过攻击这些“不良国家”来“预防战争”——通过事前的预防措施来控制被确信为未来必定发生的事情。这种逻辑简直就是影片的现实版。或许斯氏是故意为之，借影片来讽喻美国政府决策也未可知，因为美国政府正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把这个一向自诩为自由典范的国度逐步颠覆为歇斯底里的“警察国家”。

预防犯罪特警小队的队长安德顿突然发现身陷窘境，自己成了预言家梦境中的杀人犯。于是，从未质疑过这个“完美”系统的队长开始逃亡，并努力找出其中原委。他发现3个预言家的意见并不一致，与另外两个人的预测影像不同的内容被称为“少数派报告”。安德顿劫持了这位预言家，并于重重危机之中开始了对犯罪预警系统的挑战。

安德顿逃避追捕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无处不在的“视网膜认证系统”。看完影片后，我常会不无战栗地想到影片中出现的电子蜘蛛，它们不用出示搜查令却可以无孔不入地爬上每个人的脸，去扫描视网膜，确认身份。不管是同孩子玩耍、和父母谈心，还是坐在马桶上，个人隐私被彻底蔑视。民众当然渴望安全，但为了人身安全，人们愿意放弃多少个人自由和隐私呢？倘若有朝一日人的思维全部转化为可视的影像（科技的发展使一切皆有可能），那么人类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安全的追求同样存在一个限度，人类一些基本的权利无论基于何种理由都不容亵渎，忽略这些权利而获取的安全将失去其固有价值。

反思3个预言家的地位，它们凭借其超人的能力预言罪行，扮演了陪审团的角色，但该陪审团并不给人以申辩的机会，其结论即为真理，不容置疑。所谓正当程序，在此荡然无存。威廉?道格拉斯说过：“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从影片中可以看出，50年后人类成为科技的囚徒。冰冷的电子警察无法替代正当程序给予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和心灵的慰藉。考查历史不难发现，这种裁判方式并非影片首创。无论是初民社会对疑案采用的神明裁判，还是中国古代关于独角兽的传说都与预言裁判殊途同归。这些历史上已销声匿迹的裁判方式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在影片中死灰复燃。

3个先知预言家会有不同意见，陪审团也会出现意见不统一。毕竟生活于社会中，诸多因素导致其对同一事件的看法存在差异。预言家却不同，相同的机能和相同的未来，理论上预言亦应相同，否则就意味着未来并非绝对！预测犯罪的3人中有两人梦见犯罪的发生，另一个却没有，根据游戏规则“犯罪”生效，但或许少数意见才是正确的。预警系统的这一漏洞必然会使很多无辜者受到处罚，造成犯罪预防的扩大化；这一漏洞一旦为人所知必将导致整个预警系统的崩溃，因此少数派报告是不对外公布的。

目光投诸中国，合议庭少数意见是千呼万唤出不来，俨然已成进退维谷的哈姆雷特难题。不公开法官个别意见的做法与评议秘密原则密切相关，这种做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历来被视为“法官独立的守护神”，具有维护法官独立，法院威信与声望，以及合议庭和谐与整体性的功能。但中世纪以前采用秘密诉讼程序的目的并不在于排除对诉讼形形色色的干扰以保障审判的独立性，而是以它为手段维护统治者的暴力和私利。“秘密”总是与专制为伍，作为一种统治艺术，它对庶民百姓有特殊的威慑作用。因此，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黑暗的中世纪司法制度受到猛烈抨击，司法民主化成为一种潮流，程序公开取得统治地位，并和审判独立一样受到推崇。从司法公开的角度而言，公开包括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公开，而少数意见作为裁判结果的有机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该公开。对于已发生的事件，法律实际无法获得一个一致的、惟一正确的答案。而认为将少数意见束之高阁就可以让当事人信任法律并相信判决结果惟一正确，并进而提高法院威信和声望、维护合议庭和谐关系和整体性，无疑是自欺欺人。中国目前上诉率、再审率居高不下，以及实践中以合议之名行独任之实等种种“非正式开庭”现象，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了这样的问题。“哈姆雷特难题”或许只是决策者自身的心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