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局犯难 天桥算个什么企业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一句著名的话：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句话充满了政治意味，多少年来一直被反复探究。

如果把这句话用在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身上，同样充满了政治意味。因为天桥不是在抚顺，不是在成都，也不是在深圳，而是在北京。北京是什么地方？1984年，北京国庆阅兵。

正是在这一年的8月23日，北京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天桥在北京南城，天桥旁边有个天桥百货商场。20世纪50年代，天桥百货商场是全国商业的第一面红旗；20世纪80年代初，它又第一个打破中国30年工资制，将商业11级改为新8级。下一步怎么走？

总经理张继斌最苦恼的是企业没有自主权。从条条块块来看，天桥只是崇文区百货公司属下一个科级单位。经理只有10元钱，也就一把笤帚的审批权。修个厕所，都得上边拨钱。天桥曾在外地找了七八个联营点，以商品形式投资，就这，还被领导狠训了一顿：“北京的物资能这么随便外流吗？”

张继斌在寻找出路。他因此想到了股份制，他知道，股份制能使政企分开，企业有自主经营权。张继斌埋头参考国外股份制条文，加上他对新中国成立前股份制一鳞半爪的印象，搞了一份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与前几个股份制章程一样，天桥股份制最不规范之处也是股票“保息还本”。天桥股份第一次发行总额为300万元。

据说，天桥股份到工商局“报户口”时，工商局整整议了三天：企业性质怎么填？说国有吧，明明把股票卖给个人了；说集体吧，又不像；说个体吧，更不是那么回事。最后来了个一锅烩，把企业性质定为“全民、集体、个体合营”。要是搁到今天，天桥就是混合经济，多简单。

但在那个年代可不简单，当年曾有人善意地告诫张继斌：天桥是“红旗”，可别胡来……注意，天桥股份是经北京市崇文区政府批准的，而不是市政府批准。降低身份，或许是为了规避风险？

风险确实有。1983年开始了反精神污染运动。有小伙子把女朋友的照片当精神污染上交，在一些地方，邓丽君的歌被当做靡靡之音查收。1984年9月，当时的纺织工业部52岁的女部长吴文英到淄博出差时，身穿金黄色的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一时成为新闻。吴文英说，要顶住闲言碎语，要解放思想，不要用50年代的服装观点来看待80年代的穿衣问题。今天，大家断不会再把穿衣与解放思想绑在一块儿了。今天什么是新闻——不是穿了什么，而是脱了什么。

1993年5月，天桥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拉来两卡车员工造势沈交所

沈阳是从1982年开始搞股份制试点的，到1986年时，连国有加上集体，再加上街道企业共发了近4 000只股票，于是就产生了流动的需要。

做事要有方圆。在中央政府还没有动作时，沈阳市政府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始建章立制。1985年，沈阳市政府发布了《沈阳市股票、债券管理暂行办法》。1987年7月22日，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颁布了《债券转让办法》。

1986年8月5日，第一家有价证券交易柜台——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开业并办理有价证券转让业务，有4种方式：公司为买卖双方提供买卖服务；债券持有人自由定价，委托交易部门代卖；有价证券抵押贴现兑现现金；鉴证有价证券真伪后到指定地点自由交易。

原先准备只是简单地发个消息，后来决定搞隆重一些，开业当天早上9点在沈阳市政府办公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副市长黄毅祥等出席。怕当天交易冷清，还准备了两辆卡车，拉上沈阳市黎明机械厂和沈阳市工业品贸易中心的上百名职工来为开业造势。但没想到，新闻发布会后已有成千上万的股民挤在营业部门口，40平方米的营业部根本挤不进去，坐卡车赶来造势的假股民没派上用场。

开业当天上市的债券有沈阳市黎明机械厂第二期有奖有息债券和沈阳市工业品贸易中心第二期大厦建设有奖有息债券。当天买入债券的有97人次，343张；卖出债券15人次，204张；成交额是2.26万元。

为什么沈阳市把这叫证券交易市场，而不直接称证券交易所呢？还是政治问题，当时对证券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正火热，证券交易所似乎代表了资本主义，没必要为一个名字惹一身骚，于是就叫市场吧。

开业第二天，精通汉语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商务领事斯洛茵女士就来了。她试探地问：按照中国以往的做法，进行大的改革要有中央领导坐镇，你们有没有来自北京中央的领导来蹲点坐镇？还有一个日本记者打赌说，沈阳市证券交易市场不超过两个星期就得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