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就到了北平的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这位被称做“头号中国通”的美国人有生之年写了许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他看到的景象，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答案很明确：政府。费正清的困惑与苛责多少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通病，城外人看城内事，不明所以。聪敏博学如费先生，也不能免俗。但凡从商者，多半不喜唯官者马首是瞻，实在是囿于现实，不得已而为之。

自公元前7世纪开始，中国就逐渐演化成了一个国家资本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型国家，政府通过对关键性生产资料的控制来增加收入和体现控制力，政府俨然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政府不仅向百姓收取税赋，更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获得了一部分专营收入。从几千年前的盐铁官营到今天的国有企业，中国的朝代更迭变换，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未改变。

在这样的环境下，商帮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异端。所谓“商帮”，是对一个区域的民营资本集团的统称，它既是一个经济地理的概念，又是一个商业文化的概念。自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商帮，它们是当时民营资本的最强代表，也体现了当时经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内，商帮的命运也注定跌宕起伏，多半受制于时代的政策、形势，俯仰系之，兴衰系之，成为令人感慨万千的过往。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对商业和商人的轻视，商帮的历史从未有清晰的记述，那些慷慨悲歌的创富传奇散佚在时代风尘之中，渐渐淡去痕迹，那些开山辟路的商帮人物也因史料的匮乏，不复后人记识，然而这些人的努力却曾经有望使铁板一块的经济形态开放出新的生机，甚至影响国家的未来。无论如何，忽略他们的存在，或者说没有他们身影的历史，都是残缺而不完整的，也必定是中国的一大损失。

幸运的是，总会有人愿意出发去追寻那些被历史湮没的名姓和身影。当《中国商帮600年》的书稿摆在我的面前时，我感到久违的开心，我知道又有一个同行者不辞辛劳，去挑战无人问津又几乎无利可图的课题。书稿阅尽，王俞现兄对商帮梳理之清晰，材料之翔实，令人印象深刻，而浮华喧嚣之下，仍有肯如此青灯独坐者，着实让人心生敬意。

更难能可贵的是，俞现兄感慨时事，书中多有借古讽今之言，如他引用朱元璋的话，“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又如他提到日本增井经夫在其《广州的十三行》中所写下的文字，“官僚不仅只是压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中国官僚是一种商人，中国的富豪全部是一种官僚”。这些话放之今日，仍是警世之言。而他更是在前言中直抒胸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民贫而国强，一个民不富、商不立的国家，从来只能貌似强大。”也许本书或存不足，或失琐碎，但此言真切，当被铭记。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600年的商帮史，衍进变迁，细细读来，颇多裨益。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经济权力不断下放和自由化的启动，成就了一段传奇。然而，行之今日，我们需要的不是回答“费正清的困惑”，而是如何打破千年以降的恶性循环。不至于今时今日，为商者最大的赢利模式，仍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而非制造“更好的捕鼠器”。

让人欣喜的是，当今的改革环境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民间资本的总量非昔日可比，有产者的人群之众已成蔚然之势，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民间资本和智慧依赖度日渐提高，若以2 000年而论，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工商阶层像今天这样的蓬勃、富有和拥有力量，可谓“千年之一大变”。不过，从来没有一次特权的释放是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民间阶层的觉醒与争取，自是变革发生的根本动源。当今的“新商帮”们——无论是称之为“商人阶层”还是“企业家阶层”——都必须从理性和制度的层面上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有所作为的策略，方有希望。

只有工商业者可以自由地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捕抓老鼠，才有可能制造出精致而高效的捕鼠机。也只有从“国富民强”的逻辑转为“民富国强”，我们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言才不至成为一个讽刺。那些曾经含辛茹苦洒下辛勤汗水的商业先驱们或许看不到这番景象了，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幸运。

是为序。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