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的关税：政府忽视的外贸需求

面对出手阔绰的明朝，朝贡国及其商人都看得精明透亮：毕恭毕敬是获取更多利益的最好办法，所以都竭尽所能地呈上朝贡物品，甚至是正常量的几十倍。明政府最初规定日本进贡刀不超过3 000把，但之后日本进贡数量增加到9 900多把，最多一次达到37 000多把。会发生这种事情，原因就在于朝贡物品的利润丰厚，比如第三次的9 900余把日本刀，明朝出价每把5 000文，而这些刀在日本的售价每把不过800~1 000文。

在朝贡贸易制度下，外国使团带来的商品分为“进贡品”和“附搭物”两类。前者与皇廷交易，朝廷对应有赐物；后者与中国官方交易，因讨价还价的余地较大，使得永乐以后的官僚可以为减轻明朝的财政负担而在减少附搭物数量和压低价格上尽职。

增加本朝与外番的感情及贸易联络，是郑和下西洋的初衷，但来华朝贡的繁杂及逾越规制程度偏大，又让明朝在财力上和精力上不胜其烦。胡椒和苏木利润惊人，但其在朝贡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和分量并不清楚，所以也不能说明官方在其中有利可图，否则车驾郎中刘大夏就不会上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明朝官员对朝贡贸易并不乐见其成。在这种情况下，郑和下西洋的收获，显然并不能用简单算经济账的方式来计算。

永乐时政府还有底子，在1412~1424年建造的1 800艘海船中，有1 700多艘是在前6年造成的，其中包括著名的宝船。造一艘大船的代价是近1 000担（近60吨）大米。这对于当时每年有3 000万担大米收入的明政府来说，尚可接受。在6年间制造1 700艘船，即每年平均耗费28.3万担大米，不到国家全年大米收入的1%。南宋初，政府财政总收入不满1 000万贯，市舶收入达150万贯左右，占财政总收入的15%；元朝建朝的前26年，市舶收入中仅黄金一项就达3 400两，占岁入黄金之数的1/6以上。

也有官员提出要对附搭物征税，朱棣回答说，“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征税之想遂作罢。

为什么朱棣不把征税看在眼里呢？张宇燕、高程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一种解读，那就是民间海外贸易在朱棣看来是鸡肋。他们在《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中对此予以解答：

根据达维南特的计算，17世纪的英国，在政府每年收入的330万英镑中，仅来自海外贸易的进口税就大约有130万镑，约占39.4％。光荣革命后，政府得自贸易和国内制造业的收入每年可达200万英镑，占政府总收入的相当比例。荷兰公民在战时缴纳给政府的赋税占年收入的比例超过1/3，和平时期的赋税约为年收入的1/4，其中大部分由商人承担。同时代的中国情况却大为不同。黄仁宇估计明末全中国每年总收入为3 700万两白银，其中田赋收入在并入许多杂项税目后，总计约银2 100万两，役银1 000多万两，盐课200万两，杂色项目400万两。向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和海商主要征收钞关税和番舶抽分（列入杂色项目之内），分别为34万两和7万两，两项总和仅占全国总收入的1.1％左右，约为帝国来自土地收入的1/90！

此文的结论是，国家无法从商人集团的发迹中获得更多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出面支持对外扩张和贸易掠夺的“决心”和“意志”明显不足，当时在欧洲国家出现的重商主义风潮无法在中国形成气候，而这一风潮曾在西方兴起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继任者仍然坚持朱棣关于帝国的远见和他所奠定的政治基础，但《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永乐帝的直接继承者都不具备这种英勇的品质。最关键的是，每况愈下的经济已经不足以支撑讲究排场的朝贡贸易。

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张彬村认为，郑和的航海活动就是永乐皇帝为实现朝贡贸易而推动的最昂贵投资。黄仁宇推测，郑和下西洋所需费用约在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

明政府每年接待贡使的花费也在不断增大，甚至有应接不暇之嫌。于是明政府对朝贡间隔期、贡船数目、随船人数、进境路线及停泊口岸等都作出了较多限制性规定，譬如，限定占城、真腊、暹罗及西洋诸国每三年才可以到广州港一贡。日本定例10年一贡，入宁波港，人数不得超过300人，船不得超过3艘。琉球入泉州港，两年一贡，人数不得超过100人等，外国贡使团前来的次数也随之消退。

这种措施外宽内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然而，张文德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实：在弘治（1487~1505）统治的18年间，马六甲王国对外贸易兴盛，《明实录》却没有反映过一次马六甲王国使臣前来朝贡的信息。

1433年郑和航海活动中止后，马六甲王国继续兴旺昌盛，古吉拉特商人越来越多地来到马六甲。张文德推测，马六甲王国不来朝贡的原因，很可能是它更重视与印度西北各港口穆斯林的贸易，或者是它一时还顾不过来。

朱棣死后，文官们发动舆论攻势，竭力贬低、丑化郑和航海下西洋的活动。现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很多都找不到了。这是一件让人欷歔的事，对此，史上有刘大夏藏匿和焚毁两说，但不管怎样，为数不少的文官集团成员与盐商或海商家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制止国家垄断和控制海外贸易发挥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