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外贸商人的天下1644~1842

清朝时的山西处于中国两大通商动脉的交汇处，交通四通八达，地位无人能及。这一区位也决定了处在十字架上的张家口在中国商业史上的范本意义。一部张家口的发展史也正是晋商兴衰史的映衬。

从八大皇商到普世晋商的参与，再到1727年以后恰克图贸易的兴盛，晋商从盐商时代迈入外贸商人时代。当陕商、徽商因盐政变法而先后元气大伤时，转型的晋商得以延续其在国内商帮的地位，并较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1684年清朝取消海禁，用海关代替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从最初的四口通商到广州事实上的一口通商，福建籍商人崛起于广州港。1760年，十三行公行复设，十三行进入产生巨富的时代，以潘启、伍秉鉴为代表的福建泉州海商相继成为广州乃至世界首富。

珠江和泰晤士河，一条连接清政府的广州十三行，一条连接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各有优越感的官方外贸垄断团体，构成了18~19世纪中西关系的商业中枢。当英国东印度公司被一群叫“港脚商”和散商的小鬼们瓦解时，作为清朝对外贸易的垄断者十三行，离毁灭也已经不远了。

第八章 晋商第一次转型

如果说山西商帮史是一首交响曲，那么盐商只是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这一乐章沉闷舒缓，从明初商帮萌芽开始，用了整整一个朝代兴衰的时间，才逐渐过渡到第二乐章。第二乐章讲述了晋中商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故事，以他们为主体的外贸商人，人才辈出。这一乐章，音域广阔，韵味悠长，精彩纷呈。

如果说山西商民走西口、走东口是“花开两朵”的话，那么一朵开在了明朝，以盐商的崛起为标志；一朵则始开于明末清初，以外贸商人的崛起为标志。

在清朝前200年，内陆城市张家口的历史地位，少有城市能够撼动。清朝时山西的版图比明朝时更大，与山西北部万里长城接壤的归绥六厅（即今呼和浩特和包头），以及“八旗”中的六旗地盘（包括多伦），都是山西的管辖范围。原陆路丝绸之路向东的延长线：西安—湾关—太原—北京，也通过山西。

更重要的是，山西处于两条东西通道和一条南北通道的交叉口。这一连通东西南北的枢纽就是张家口，它一方面扮演着京津连接塞北的商业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对俄进出口贸易的前哨。

大同在山西边防中的地位，决定了其一度是辐射张家口、包头、归化城的一个区域中心。从走西口、走东口的商民流动来说，大同也是一个分流中心，但这只是在明政府。清政府统一内外蒙古后，大同的军事功能荒废，张家口马市在清朝崛起中的历史地位及其连接张（家口）库（伦）大道贸易的传统经济定位，让它很快成为一个区域经济中心。中俄恰克图协议更是让张家口作为中国北方贸易中心的地位呼之欲出。

而上海在国内城市的地位和水路交通工具的限制，决定了当时的武汉还不足以成为连接上海—重庆的枢纽。1843年11月上海开埠，加之内陆的开放和以机器制动的轮船在长江上的航行，武汉才成为沟通上海与连接西部的黄金口岸。

在一定程度上，张家口的历史地位不再之日，也是晋商衰败之时。

马市张家口与八大皇商

1429年，明政府在长城边塞设置了一座城堡，取名张家堡。这是一个荒凉之地，不仅风沙四起、烽烟弥漫、号角长鸣，而且诸物不产，商贾舟车，“足迹罕至”。

1529年，张家堡扩建，开筑了一个小北门，取名张家口（今张家口市堡子里街），张家口作为边塞城市的雏形基本形成。1571年，在以王崇古、张四维为代表的晋商家族3年的努力下，蒙汉放弃敌对，张家口与新开堡、独石口堡、巴图、台吉成为宣化府设立的5处马市。

张家口的蒙古名字是“Kalgan”，最早则叫“Chuulalt Haalga”，意思是“聚集之门”，至今内蒙古的蒙古族人仍然这么称呼张家口。这里是昔日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进入中原的马踏之地。

蒙汉设立马市几经反复。明初，中原物品被限制流向草原，史称“禁边”，但仍有人私下做生意。1405年3月，明政府在辽东的广宁、开原最早开放马市，并允许东蒙古部落每卫每年进贡两次，每次100人，明政府试图将民间私下贸易变成政府监督下的规范交易。

之后，明政府在抚顺、清河、瑗阳、宽甸等处设立马市。1438年4月，大同设立马市。

明正统（1435~1449）年间，蒙古部落的朝贡使团动辄数千人，对使臣的大量回赐给明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因此使团人数被屡屡限制，引起以异姓贵族篡夺汗位的也先部落的不满，最后导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

土木堡之变后，马市皆停，直到1478年在辽东以及1551年在大同、宣府、延绥再开马市，此后又停，直到1571年双方修好。

马市从设立之初，就带有官营性质。张家口开市之初，前来入市的蒙古各部落非常踊跃，但明政府可供互换的钱粮有限，不能满足交易的需要。于是，王崇古就广招四方商贩前来，在他的影响和号召下，山西人不断来到张家口。到明万历（1572~1620）年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仅1579年，张家口年易马就超过35 000匹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