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追求个人享乐，“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何惧之有！对于一个终身为百姓利益为国家利益奔波劳碌的人来说，死亡，毋宁是一种休息！莎士比亚就曾说过，死是——竟日奔忙后的睡眠。

梁漱溟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与其说，梁漱溟不担心他的安危，不如说，他根本无暇顾及个人的安危，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忙碌、思考、奔波，他哪有时间考虑个人安危？

梁漱溟自14岁后，就一直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抗战爆发时，梁先生已年近50，而他思考的两个问题也已渐渐成熟：“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对于前者，梁漱溟计划写三本书来阐述，这三本书是：《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和《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认为，写完三本书，自己这方面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关于后者，梁漱溟已出版了三本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和《我努力的是什么》，但是要实现书中所写到的各种设想，梁漱溟还需要不断奔走努力。换句话说，梁漱溟认为，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还没完成，所以自己不会死。

他说： “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有人说，梁漱溟这番话有些狂妄，其实，“狂妄”是其表面，其内核则是“坚定”。梁漱溟以这番故意略显“狂妄”的话来显示自己坚定的信念——一定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人生使命，只有到那时，自己才会坦然赴死，含笑九泉。在“狂妄”话语的背后，梁漱溟显示了他对磨难、险境、敌人的藐视，言下之意是，任何人任何险境也阻挡不了他“潜心行学”“探索人生”的脚步。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理解了他下面的这句话：“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对梁漱溟来说，这句话绝非冠冕堂皇的大话，而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如果像梁漱溟这样有高尚的人格，有远大的目标，自然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吓倒，为眼前的险境而恐慌。只有丧失了自信、丧失了理想的人，才会恐惧哀伤、张皇失措，乃至消沉颓唐、一蹶不振。

1940年，梁漱溟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当时，日寇丧心病狂轮番对重庆进行轰炸，但梁漱溟无所畏惧，一反常规地不去躲警报，照常看书思考，埋首工作。

1940年5月初旬的一天，重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三位青年，躲警报回来，发现学校操场上放着一张藤圈椅，一问，才知道是他们的客人在警报时间内从房内搬来看书的。他们的客人戴一副无边框眼镜，身穿长袍马褂，他就是梁漱溟。

警报响起，众人匆忙钻入防空洞，而梁漱溟先生却从房间内搬出椅子，若无其事坐在操场上，安安静静地读书。在敌机轰鸣中，在爆炸的声浪中，梁漱溟先生端坐读书的身影，是那么稳重那么坚定，如磐石，如支撑他一生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