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苦心，令胡适感动，说：“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做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

然而戒酒也和戒烟一样难，胡适屡屡破戒。丁文江为此很替胡适担忧，1930年11月，他连着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劝其“毅然止酒”。

第一封信：

适之：

……我事体近来大忙，就没有立刻写信给你。但是屈指你将要离开上海了。在这两个星期中，送行的一定很多，唯恐怕你又要喝酒。特地写两句给你，劝你不要拼命——一个人的身体不值得为几口黄汤牺牲了的，尤其不值得拿身体来敷衍人。……

第二封信：

适之：前天的信想不久可以收到了。今晚看《宛陵集》，其中有题云《樊推官劝予止酒》，特抄寄给你看看：

少年好饮酒，饮酒人少过。今既齿发衰，好饮饮不多。

每饮辄呕泄，安得六腑和？朝醒头不举，屋室如盘涡。

取乐反得病，卫生理则那！予欲以此止，但畏人讥诃。

樊子亦能劝，苦口无所阿。乃知止为是，不止将何如？

劝你不要“畏人讥诃”，毅然止酒。

胡适在上海那段时间因交友不慎，赌博、酗酒、逛窑子，样样都学会了。那时的胡适，并未认识到嫖乃一种可耻之恶习。

赴美留学后，受美国观念的影响，他方醒悟：嫖乃人间大恶。因此，他呼吁国中人士，要树立一种新道德：

“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

对自己曾经的荒唐，胡适也做了忏悔：“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

虽然发誓禁嫖，但胡适偶尔也和朋友一道逛逛窑子，当然，只是纯粹观光性质。

1925年胡适应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的邀请，去武汉讲演了五次。在武汉，他见到不少新知旧友，非常高兴。一天晚上，他和郁达夫、杨金甫等友人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到了一家，只见东墙下靠着一把大鸡毛帚，西墙下倒立着一把扫帚，房中间是一张床，两个小女孩在上面熟睡。又一晚，友人李孤帆再次邀胡适等人逛窑子。在酒席上，有人给杨金甫推荐了一个妓女，席散后，杨金甫去了妓女的房间，妓女就对杨哭诉自己的遭遇，说她过的不是人的生活，要杨救她出苦海。胡适颇赏识这个妓女，说：“此女能于顷刻之间认识金甫不是平常逛窑子的人，总算是有眼力的。”当天晚上，回寓所后，胡适还和郁达夫等人谈到自己的一点观后感：“娼妓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善于谈情说爱，过于那些生长于安乐之中的女子。”

1926年2月初，胡适的外国友人加纳特在上海巧遇胡适。有朋自外国来，胡适不亦乐乎，一天晚上，竟带这位友人去了杨兰春、桂姮两家妓院，想让好友开开眼界。没想到，他此举令好友深为担忧。加纳特回国后，立即给胡适写了封信，深情地劝胡适，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

加纳特在信里这样写道：

亲爱的胡适

……与你相处的日子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印象深刻。……

可是，可是……有一个阴影，你在上海只是消耗你自己的精力。你必须离开上海，远离政治。我知道，这句话你已经说过四十次了，但是你必须这么做。将来的事很难预料，但我想，有一点可以肯定：上海的未来局势不容乐观。它是一个瘟疫区，得赶紧撤离！……

你已经登上了一座山峰，但不是你自己的山峰，你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也许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席位正是你所需要的，它可以使你再次回到你自己的轨道上，做你自己的事；可以想见，十年后你成绩斐然，又可以出国访问。但无论如何，你得赶快撤离上海！

……我们已经制造一个“文明”的地狱，里面充塞着各种奇技淫巧和肉欲享受。我还没有见到，有什么力量可以防止中国重蹈西方之覆辙。……生活在那座城市并不合算，赶紧撤离吧！

你亲爱的L·加纳特

1926年3月5日

这封信让胡适感动不已也愧疚难当。他给好友去了封长信，在信中保证：“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后来，在给妻子江冬秀和好友徐志摩的信里，胡适同样信誓旦旦：改掉自己的坏毛病，严肃做人，认真做事。

在胡适众多的朋友里，论待人的诚恳，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认真，许怡荪当推第一。胡适认为，和许怡荪相处久了，没有一个人不受他感化的。胡适到美国后，他给胡适的第一封信就是：“足下此行，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至为习俗所靡，允为名父之子。”许怡荪和胡适通了近十年的信，从来没写过一个潦草的字，几乎没有一封信里没有规劝、勉励胡适的话。胡适留学归国，许怡荪仍常给胡适写信，提醒他“莫走错路”、“举措之宜，不可不慎”。

美国散文大家爱默生说：“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当做圣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变成神圣。”胡适说：“怡荪待朋友，真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