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成长环境局部决定一个人的气质。郁达夫幼年失怙，家道败落，且其人志向远大，难免愤世嫉俗，以颓为进；而梁实秋却是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衣食无忧，平静稳定，自然恐惧革命。他后来的一力推崇白璧德，与其说他找到并认同了白璧德，不如说白璧德本来就适宜他这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思想立场占一方面，个人气质也占一方面，甚或个人气质其实与思想立场本来就是同一的。最终一句话，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道不同则不与之谋。

我们可以做一种假设，如果徐志摩不是中年夭折，而是继续活下去，生活渐渐糜烂并无法把握，无法自拔，甚至像郁达夫一样随波逐流，佯傻卖狂，梁实秋会如何看他？可以想见，他只能被梁实秋鄙薄，而不会被他同情。在梁实秋那里，只有佩服和鄙夷，而少同情和怜悯。鄙薄一个曾经很佩服的人，对梁实秋来说应该是件乐事，适合生性刻薄的他。

在今天，比徐志摩更倜傥的人，比郁达夫更颓废的人，简直数不胜数，而其乖张行为也都比前人更甚。但很少有人羡慕他们或斥骂他们。今人的表演几近边缘化，几乎只能算是自娱自乐了。暴露性器官怎样？自杀又怎样？无论多么喧嚣，也吸引不来多少目光。而在梁实秋的时代，文人作家的作风却有引领潮流的作用，梁实秋对郁达夫的严厉和苛责应是其来有自。

从照片上看，郁达夫同徐志摩一样干净，长得也还周正，但他的生活态度“龌龊”，无规律，而梁实秋就是在崇敬洒脱纯净的徐志摩和蔑视“肮脏堕落”的郁达夫之间，形成了他自己。通过这两个人的风格、态度，形成了梁实秋的风格、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