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伦敦，1974年）。

犹太人的传统是禁止预测未来的，而马克思作为人，也往往对未来的事情只字不提。他或许认为社会主义必然会实现，但他很少说起这个必然到来的未来社会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他的这种沉默是有原因的。其一，未来还并未到来，因此假想的未来景象不过是一种谎言。这给未来蒙上了一层宿命天定的色彩，好像未来就隐藏在某个阴暗的角落中，等待我们去发现。马克思认为未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观点的正确之处。但不可避免的事物并不一定就是人们喜欢的。死亡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死亡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或许未来真的是一种宿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去假设这种天定的未来就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不可避免之事往往不是什么好事。马克思对这一点似乎没有充分的认识。

尽管如此，预测未来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认为自己有能力影响未来会给我们造成一种安全的错觉。它把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未来变成似乎可以预知的假象。未来成为了一种神物——你只需像一个抱着毯子不放的小孩那样紧紧抓住未来，便可高枕无忧。这是一种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绝对价值观，因为我们所预测的未来从来都不是真实的，它不过是独立于历史风暴之外的幽灵。你也可以用垄断未来的方法达到控制现实的目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预言家不是那些头发蓬乱、哭哭啼啼地宣告着资本主义行将覆灭的无家可归之人，而是那些受雇于跨国公司的专业人士：他们窥探体制内部的玄机，确保这个体制的统治者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依旧可以稳坐钓鱼台。这样看来，所谓的先知并非那些洞察天机的世外高人。《圣经》中的先知也从来没有试图预知未来。恰恰相反，先知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谴责现世的贪婪、腐败和权力欲，并向我们发出警告：如果不能做出改变，人类将根本没有未来。马克思正是这样的一位先知，而不是什么预言家。

马克思对预测未来如此警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马克思的时代，充满了各种对未来的预测——而几乎所有这些预测都出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激进分子之手。历史不断趋向完美并非左翼分子的观点。它是兴起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陈词滥调，而启蒙运动与革命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对于历史发展的乐观估计，反映了早期生机勃勃的欧洲中产阶级的自信。在他们眼中，理性将推翻暴政，科学将战胜迷信，和平将驱除战争，全人类（更准确地讲是欧洲）都将进入一个个人自由、社会和谐、商业繁荣的新时代。作为史上最令中产阶级刻骨铭心的天祸，马克思主义恐怕不会认同这样自大自满的幻觉。诚然，马克思相信文明和进步；但在他看来，文明和进步总是与愚昧和野蛮密不可分的。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没有从傅立叶①、圣西门②和罗伯特·欧文③那里学到任何东西。马克思对他们的批判可能稍显粗暴，但同时他也赞赏他们进步的观点（虽然不是他们的全部观点，比如创造了“女权主义”这个词汇的傅立叶。傅立叶认为理想的社会单位是由一千六百二十人组成的，并且相信在未来的社会中，海水会变成柠檬汁。马克思可能会希望海水变成极品雷司令葡萄酒呢）。马克思最反对的，就是那些乌托邦主义者相信单纯凭借论辩的力量就可以战胜对手。对于这些人来说，社会是观点交锋的讲台，而不是物质利益冲突的战场。马克思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种寄希望于理性对话的想法。他认识到，被牢牢控制着的世间男女的观念都源自他们日常的实践，而不是哲学家或辩论协会之间的交流。如果你想要了解人们的真实想法，就得留心观察他们做了什么，而不是听他们说了什么。

①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