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十

过去四十年中，所有引人注目的激进运动都源自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同性恋和民族政治、动物权益、反全球化以及和平运动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陈旧传统，它们所代表的全新的政治激进主义形式也已经将马克思主义远远地甩在后面。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激进主义的贡献微乎其微，也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政治左派确实依然存在，但是它适合一种后阶级、后工业化的时代。

反资本主义运动是世人公认最活跃的新政治趋势之一，所以很难说反资本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根本性的决裂。无论这种运动如何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到反资本主义的转变程度实际并不大。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激进主义政治倾向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运动的关系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一些男性马克思主义者对性别问题置之不理，或只是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女权主义政治。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很多东西说好听点是洋洋得意地忽视性别差异，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令人厌恶的家长制作派。但我们也不能因此便以偏概全，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分离主义女权主义者那样一味自怨自艾。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政治上，许多男性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以来都从女权主义那里借鉴了不少经验。而且反过来，马克思主义还充实了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几十年前，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交流正处在最具活力的时期，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被提了出来。①比如马克思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看待家庭内部的劳动？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女性是否形成了一个社会阶级？一个花大力气关注工业生产的理论如何能够懂得儿童保护、消费、性别和家庭的问题？家庭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吗？如果有利可图而且能够摆脱家庭，资本主义会将人们驱赶到一个集中营里为其所用吗？（《共产党宣言》曾抨击过中产阶级家庭，而恩格斯就真的将这种观点应用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或许是为了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不推翻阶级社会，女性可能获得自由吗？男权社会的出现要远远早于资本主义，但两者之间有何关系？一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一日不终结，对女性的压迫就一日不会停止。而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则看上去更现实一点：资本主义完全可以在放弃这种压迫的情况下维持自身的存在。这部分人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但男权社会和阶级社会的历史如此紧密地并存，很难想象一方倒下而另一方仍能安然无恙。

①一系列问题具体参见：朱丽叶特·米切尔，《女人的资本》（哈蒙兹沃思，1971年）；谢拉·罗伯特姆、林恩·西格尔、希拉里·韦恩莱特，《超越片段》（纽卡斯尔和伦敦，1979年）；L.萨格特，《女性与革命》（蒙特利尔，1981年）；米谢勒·巴莱特，《女性压抑现状》（修订版，伦敦，1986年）。

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无视性别差异——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之前提到过，资本主义制度毫不关心性别、民族、血缘之类的问题，它只关心谁能供它剥削或是谁能帮它推销产品。但即便马克思头脑中的工人永远都是男性形象，也并不能一味归咎于资本主义，毕竟马克思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旧式家长。即使这样，马克思仍然将性生殖关系看作首要的社会关系，他甚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组建家庭看成是唯一的社会关系。谈到生活本身的生产，也就是“通过劳动创造自己的生活以及通过生育创造新的生命”，马克思认为生殖与物质生产两项宏大的历史叙事相互交织，缺少了任意一项人类历史都会立即停止。人能够创造出的最伟大的东西就是人。人的孕育活动产生了劳动力，而劳动力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要维持下去都必不可少的东西。生殖与物质再生产都分别有它们各自的历史，两者难以融为一体。但两者均长期处于冲突和不公正的状态之下，它们各自的受害者在寻求政治解放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