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路易斯·卡布拉尔（Luis Cabral，1931-2009），几内亚比绍第一任国家元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除法国和意大利以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裹足不前之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农民和知识界却正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发动革命，或者创造新的社会。在亚洲，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越共带领越南人民抗击美国；在非洲，坦桑尼亚的尼雷尔③、加纳的恩克鲁玛、几内亚比绍的卡布拉尔④以及阿尔及利亚的弗兰兹·法农等人纷纷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解放理论；在拉丁美洲，则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领导的古巴革命。①

从马来西亚到加勒比地区，从爱尔兰到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民族主义让马克思主义不得不重新审视自我。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试图给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提供更具建设性的东西，而不是用本国的资产阶级替代外国资产阶级来统治。马克思主义的目光也并没有囿于民族这一范围，而是带有一种更加国际主义的视野。马克思主义不仅为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支持，还坚决否定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发展道路，为它们指明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①朱尔斯·汤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伦敦和纽约，第142页）。

②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社会学、政治学和女权主义研究教授，他的研究主要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黑格尔、法兰克福学派、东方学等。

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声明殖民地人民拥有自决权。为了让这一观点付诸实践，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列宁对民族主义持批判态度，但他是第一个把握住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的政治理论家。他抵制浪漫民族主义，坚持认为民族解放并非一种沙文主义情绪而是一种激进的民主方式。马克思主义将反殖民主义理论与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相结合。就像凯文·安德森②评论的那样，“早在印度独立三十多年前和非洲解放运动开始的四十多年前，（列宁）就已经将反帝民族运动作为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形成了相关的理论。”①列宁在一九二○年写道：“所有共产党都要向寻求独立和弱势民族的殖民地和革命运动（如爱尔兰和美国黑人等）伸出援手。”②他批评了苏联共产党内被他称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思想，虽然他的这种立场并没能有效阻止苏联吞并乌克兰继而强行兼并格鲁吉亚。包括托洛茨基和卢森堡在内的其他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则对民族主义持一种强烈的敌视态度。

马克思自己在反殖民主义政治问题上态度很不明朗。早年的马克思只对那些他认为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运动整体目标的反殖民斗争表示支持。他也曾经令人惊愕地宣称，某些民族是“没有历史的”，是应该消失的。他以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姿态，傲慢地认为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马西亚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摩拉维亚人、乌克兰人等都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恩格斯一度强烈支持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和美国征服墨西哥。马克思也曾对拉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③缺乏尊重。他评论说印度自身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历史，英国人的征服却无意中给了南亚次大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如果我们现在抱着这种言论，从坎特伯雷到加利福尼亚，无论在哪里学习后殖民主义的课程肯定都得不了高分。

①凯文·B.安德森，《在哲学和世界政治上重新发现并坚持辩证法原则》，见《重拾列宁：走向真实的政治》（塞巴斯蒂安·布支恩、斯塔西斯·库韦拉基斯、斯拉沃伊·齐泽克编辑，伦敦，2007年，第121页。）

②引用同上，（第133页）。

③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1793-1830），拉丁美洲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他与圣马丁遥相呼应，为南美洲脱离西班牙帝国统治而独立发挥了关键作用。

马克思对殖民主义持肯定态度不是因为喜欢看到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践踏。而是他认为这种压迫虽然肮脏可耻，却能够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素带给“未开化”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好处，还能够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好铺垫。至于这种“目的论”思想的利弊，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过了。

殖民主义也有其进步意义的说法正中多数西方后殖民时代的作家们的痛处，因为他们害怕承认如此政治不正确的东西有可能纵容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尽管印度和爱尔兰的历史学家们抱着这种老生常谈的看法①。但像殖民主义这种庞大而复杂的现象，席卷了广大的土地，历经了数个世纪，难道不会产生任何一点积极效果吗？十九世纪的爱尔兰在英国统治下经历着饥荒、暴力、贫困、种族至上主义和宗教迫害，但很大程度上也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有了文学、语言、教育、有限的民主、技术、传媒和民间机构的起步发展，这给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和最终夺取政权提供了条件。这些东西都无比宝贵，正是它们促进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