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深夜，我们家的床板像长了钉子。我爸他翻来覆去，用背睡了一会，用手臂睡了一会，用肚皮睡了一会，就打坐起来，弄得我这个“瞌睡虫”的耳朵一直竖着。不久，他的屁股像生了痔疮，在床板上轻轻地磨了几下，半边屁股挪到床外，接着整个屁股腾空而起。床板轻轻上浮，把我提高了几毫米。我爸轻手轻脚朝我妈那边摸去。说真的，我很不愿意听到那些声音，它让我提前懂得了什么叫做“复杂”！

我爸用借钱的口气：“吴生同志，求你，就一次，行不？”

“不行。你说，你这样做和那两只狗有什么区别？”

“我想得脑袋都快破裂了。你就睁只眼闭只眼，假装没看见，给我弄一次吧？我保证就一次。”

“那你还不如用刀子把我结束算啦。我用了十年，放了一提篮的漂白粉，才把自己洗得像白球鞋这么干净，要是你对我还有一点点革命友谊，就请你离我远点，不要往白球鞋上泼墨水。”

我爸叹了一口气，走出家门，在仓库前坐了一个通宵。晨光落在树冠上，我爸的眼圈红得像擦了清凉油。他掐死几只爬上小腿的蚂蚁，打了一个响响的喷嚏，就听到当天的第一次广播从红灯牌喇叭里飘出来，这让我爸感到自己还有一点用处，至少可以掐死蚂蚁，至少可以生产喇叭。我忘记说了，我爸是无线电三厂的工人，仓库里挂着的那只喇叭就是他亲手安装的。马路上传来扫地和蹬三轮车的声音，天色又亮了一点，刚才还是一块块的树冠，慢慢地分开，变成了树枝和树叶，最后连树上那两只狗的毛都清晰了。

我爸盘算着跟单位请一天假，趁我妈去上班偷偷把那两只狗红焖，还计划多放甘蔗与八角。但我妈好像连我爸的肠子都看透了，早早地起床，用麻袋把那两只狗套住，在麻袋口结了三道绳子。我爸问她是不是要吃里扒外，要胳膊肘往外拐？我妈说这狗是拿去喂那只老虎的，动物园会付一点钱给我们。我爸眼睁睁看着我妈用单车把两只狗驮走，车轮跳一下，后架上的麻袋就跳一下。麻袋一下一下地跳，最后跳出我爸的视线。我爸站起来，回屋洗了一把脸：“既然狗都拿走了，请假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