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当代研究金融危机的开创性人物

——一部揭示金融危机根源的创造性论著

自美国上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仅仅维持了20年的平稳运行，此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繁爆发。从70年代石油危机引起的“滞涨”到80年代末的存贷款危机和银行业危机，到墨西哥和俄罗斯的债务危机，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0年高科技泡沫破裂，再次到以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尽管经济没有再陷入“大萧条”这种最糟糕的境况，但历次危机却严重破坏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肆无忌惮地吞噬着人类财富。人们似乎还没有从“凯恩斯主义已经驯服经济周期”的沾沾自喜中走出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交替爆发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一种宿命。

回顾近现代经济发展历史，金融对经济渗透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特别是近些年金融深化速度加快，金融创新明显加速，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反作用持续增强。金融正在逐渐演变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本书作者明斯基先生把金融体系的作用引入主流分析框架，把费雪的“债务—紧缩理论”与凯恩斯的“投资周期理论”相结合，考察过度负债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很好地刻画了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动态影响过程，深刻阐明现代经济以一种倾向于发生危机的方式运行的深层原因。

现代经济以价格高昂的资本资产和复杂的金融安排为特征。“资本发展”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问题，它离不开投资，投资需要获得价格高昂的资本资产，不可避免地发生融资行为，尤其是债务融资。投资的决定因素是预期利润水平，而投资又能决定债务能否被清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复杂的金融关系把跨期的生产、消费活动联系在一起。其中，债务的形成、积累和清偿以及由此形成的债务结构和融资结构，是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关键。快速的金融资产证券化、金融市场全球化以及便于将风险量化的信息技术方面的巨大进步，使得债务规模以更快的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对经济主体而言，存在三种融资关系，即：现金流入能够支付全部本金和利息的对冲性融资，现金流入能够支付全部利息而不能支付全部本金的投机性融资，现金收入不足以支付利息、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庞氏融资。随着经济繁荣的延续和乐观预期的强化，融资结构将由对冲性融资占主导向投机性融资甚至庞氏融资占主导转变，金融体系从稳健逐步转向脆弱，从稳定状态转向不稳定状态。当出现紧缩政策或其他类似的“负向冲击”时，庞氏融资的净值会迅速消失，缺乏现金流的经济主体不得不出售资产，从而引发以资产价格崩溃为导火索的金融危机，经济随之产生周期性波动。简而言之，“金融不稳定假说”认为，经济周期波动不是由外部冲击引起的，而是一种“内生”的不稳定；引起不稳定的根源在于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为投资而进行的融资所形成的债务结构，是不稳定性的主要来源。

近些年，风险资产证券化及其派生的各类金融衍生产品，使银行在经济金融中的重要性下降，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各种新的金融工具获得快速发展。由于这部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可以轻易规避对银行的苛刻监管要求，扩张得更为迅速。过去几十年的金融创新和疏于监管，极大地扩张了信用规模，同时也大幅推高了资产价格，这不仅鼓励了更多的金融创新，还不断推动债务规模扩张和杠杆比率提高，埋下了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隐患。国际金融危机过后，主要发达市场经济普遍会经历一个加强金融监管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是否要融入这个潮流，是个必须要面对和解决好的问题。与美国的金融创新过度不同，我国长期以来处于金融压抑状态，金融创新明显不足，以致投融资工具匮乏，金融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远未充分发挥。摆在我们面前更为紧迫的任务是，要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发展，特别是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和信用债券，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进一步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推出信用衍生产品等工具，发挥好信用衍生产品在丰富投资品种和提高信用风险管理水平等方面的作用，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针对经济中内生的“金融不稳定性”，有必要从具体金融政策设计和金融制度设置方面进行改革，从而形成一整套有利于抑制金融不稳定性的机制。要放松银行业市场准入标准，发展具有众多独立小银行的分散银行体系；有必要管理银行资产增长的数量和速度来抑制银行业的不稳定作用，控制银行资产增长比控制准备金更重要，应利用资本资产比率和资本增长率等工具对银行实施有效监管；中央银行的职能不能局限于控制货币供给，更重要的是抑制金融稳定性，随着资产组合中企业债务对政府债务的不断替代，央行需要更多地应用贴现工具替代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银行体系的准备金数量。

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是内生的。长期的快速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宏观经济稳定滋生出自满情绪和承担风险的更强意愿，稳定会带来不稳定。明斯基先生与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主张存在本质分歧，他认为微调是不可能的，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只会带来“无就业”的贫血式增长和有害的通货膨胀，福利事业会在造成制度性失业的同时增大通胀压力。必须对多年以来的传统调控思路加以调整，从更加侧重于利用刺激投资和增加转移支付，转向一种更加侧重提高消费、促进就业以及运用制度和监管来抑制经济不稳定性上来。政府在保证私人投资的波动可以被政府赤字所抵消的基础上，要尽量控制支出规模，特别是控制投资支出和用于福利的转移支付，相应的要控制政府债务规模，避免造成过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债务同样需要用收入超过支出的部分来偿付，财政预算需要取得平衡和盈余，这能够有力地改变通货膨胀预期；建立一套以就业为导向而不是以投资和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政府资助型就业，通过发展公共机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不是单纯给失业者发补贴和提高社会社会福利水平，尽可能消除劳动力进入市场的障碍；政府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最低工资，实现对劳动力的无限弹性需求，抑制工资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些理念值得在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中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