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第一季度到1975第三季度的数据是为了强调，政府赤字的大幅增长是如何与经济中其他部门的盈余变动联系在一起的。1973—1974年的8个季度中，企业部门总的内部资金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变动(1342亿—1471亿美元)。这个阶段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趋势。但是，1975年的前三个季度，企业部门总的内部资金分别为1547亿美元、1718亿美元和1856亿美元(该数据按年度利率计算并经过季节性调整)。在1974年第三季度和1975年第三季度之间，企业部门总的内部资金上升了，尽管在同一时期国民收入和就业是下降的。

1975年第二季度联邦政府按年计算的赤字为1022亿美元。这比1974年第二季度高出了943亿美元，所以就必然存在一个其他部门发生的943亿美元的盈余来抵消赤字，从而达到盈亏平衡。这部分金额可以分解成以下几部分：家庭个人储蓄增长407亿美元，企业部门总的内部资金增加282亿美元，投资减少305亿美元。在这个总数值中，大约400亿美元反映在个人储蓄上，大约600亿美元反映在企业部门内部资金的增加或者企业投资的减少上。这些年度和季度数据显示，即使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中，企业部门总的内部资金还是会增加。

在美国经济中，企业是在一个基于安全边际的借贷体系中运转。衡量安全边际有两个方法，即债券应得现金流与债券所有者所得现金流之比率，以及期望现金流现值与应偿债务面值之比率。20世纪70年代的繁荣以及战后长时间的经济发展，一方面与短期企业债券的发行数量大幅增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金融机构的扩张有关，这些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自己的债券(通常是短期的)来对自身债务进行融资。企业所能发行的短期债券的数量主要取决于其经营所创造的内部资金。

1975年，由于没有大政府的干预，以及自我调节和相机抉择政策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大额赤字，与1974—1975年的情况一样，经济随着公司现金流的巨幅波动而大幅振动。商业企业的债券发行能力和借贷系统的安全边际都将下降。即使没有发生实际的破产，企业现金流的减少将迫使它们履行合同中的承诺。事实上，商业企业的总利润在1975年是增加的，所以并没有引发强迫企业履行承诺的情况。

在1975年及时阻止经济下滑以及迅速将经济衰退逆转为经济扩张方面，大政府创造的巨额赤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完全通过进口来阻止经济不断下滑，以及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的行为不能不加辨别地就加以鼓励，在鼓励进口的同时要铭记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所有部门的盈余和赤字之和为零。我们可以质疑大政府的效率，但是其对经济产生的效果却是毋庸置疑的。

以上的分析都是基于会计等式的，并没有包含任何行为关系。纯粹的会计公式不是一个理论，也不能由此随意推出任何结论。为了理解问题的本质，我们必须探求最终的结果到底是怎样产生的(比如，所有部门总的盈余和赤字相加是如何等于零的)。因此，我们必须阐述清楚，在会计报表中哪些条目是决定性的，哪些是被决定的(比如，介绍要想达到一个既定的结果经济应该怎样运行的假设)。

客观地说，家庭个人支出与其收入的变化有关。这种被动的家庭储蓄和消费行为会由于家庭财富和消费者债务的存在而有所削弱。大约四十年前，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第一次系统地阐述被动消费行为的相关理论时，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家庭财富和消费者分期贷款都只是总体经济中很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