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二战爆发后不久，凯恩斯和他剑桥的学生们受命为政府办事。后来的事实证明，凯恩斯的有效总需求理论在战争计划中是非常有用的。在二战时期，在政府的控制下，私人部门投资几乎减少到零：政府需求和消费构成了总需求。政府通过税收和(食物等的)配给的方式来约束和控制消费者支出，从而能够为战争提供足够的资源。在这样的环境下，关于凯恩斯观点中的投资、为投资而进行的融资，以及融资流(financial flow)和系统连贯性或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二战期间，基于消费函数和外生决定的投资和政府支出的模型形式越来越复杂，而且变成了民营经济(civilian economy)重新恢复的基础。[ Nicholas Kaldor, “The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Full Employment Problem in Britain”, Appendix C in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 ed. Willian H. Beveridge(New York: Norton, 1945), pp. 344-401.]因此，二战后初期，基于消费函数的私人经济分析和预测工具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这些模型要么忽略了货币和融资之间的关系，要么以一种初级的方式引入货币和融资的关系。建立这个模型的主要人物一直是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劳伦斯·克莱因教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建立了各种计量经济学模型，其中包含很多复杂的细节，尽管这些模型的分析一直以来都是很简单的。参见Lawrence R. Klein and Arthur S. Goldberger, An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8-1952(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55)。]

预测模型最初是因学术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后来变成了一个用于政策分析的工具。通过将像消费和投资这样的变量引入模型，以及引入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这样的部门和金融机构，收入和就业就可通过经验方程及其各变量的关系这一复杂系统确定。

建立不同的市场模型——比如耐用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和劳动市场——以及将总需求看做是这些市场行为的结果是很自然的。但是，这是一些虚构的市场，因为没有哪个市场有永久性的消费品；只存在不同种类的耐用消费品，并且每一种都是由企业生产并由零售商在具有特殊制度性质的市场上出售的。经济学家的结构模型不能与航空工程师在风洞中的实验或者计算机模拟的实验相比。这些模型不仅仅是经济如何运行的一个缩影；这些经济预测家的结构模型是简单的汉森模型中所使用的较大集合的一个分解。[ * 分解并引入新的变量以后，需要对它们给予更进一步的解释，所以预测模型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尽管这些模型最核心最智慧之处其实都没有超出简单消费函数和乘数模型的内容。]*

基于消费函数的预测模型在各种政府机构、美联储以及许多商业服务机构中很有生存的空间，这些预测模型会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数据持续进行更新。它们之所以成为最新的预测工具，主要是依赖于电脑的计算，电脑计算对经验等式进行不同形式的实验，并在其中加入不同的变量以验证其有效性。这种实验的方式意味着，预测模型的结构随着不断修改现有等式而发生变化，其结果是，各种模型预测的结果互相矛盾，混为一谈。即使是非常乐意使用经济计量模型的经济学家也难以接受这些模型中所包含的错综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