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既是殖民地，也是一个自由港。这里拥有当时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无可比拟的现代化社会、法治、西方教育和言论自由。也正因为此，香港在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各种派别都非常关注的地方，也是各种政治力量都想利用的一个空间。这里既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生存的空隙，后来也成了许多共产党人的避难所。在这繁华都市虚华的色彩后面，遮蔽着她和中国革命深刻的精神联系。香港和20世纪中国大陆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分不开。

其实，港英当局当时并非不知道这些危险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香港的存在，但只要中国革命不危及香港的英国国民以及他们的私有财产，不影响香港的稳定与安全，英国政府就不予干涉，港英当局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正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革命党人所需要的资金、军械和后勤补给，都可以从海外源源不断地运进香港，又转运到青山农场。虽然不是明目张胆地运进来，但这里相对宽松的空间也让革命党人有隙可乘。

对于革命党人，每一次失败，香港都是他们唯一的逃亡方向。只要一脚踩在香港的土地上，他们就从死神手里回到了生活的怀抱。而对于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革命。当他们从奔逃中迅速镇定下来。或许他们备感幸运，在绝望中，他们还有这样一片可以落脚的土地。而那些无法逃出来到的人，则无一幸免地被清政府以超出人类底线的残忍方式杀掉，而在他们引颈就戮之前，必然还要经历一个生不如死的凌辱与折磨过程。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7个起义将领被抓，无一幸免地遭清政府杀害，“此外逃匿香港数百人”，这是事实。但大清国显然不想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窃国大盗”逃到离他们近在咫尺的香港，他们还想把手伸过来。有史料记载，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余既成等起义将士纷纷由海道逃往香港，当时的广东总督“遂照会香港警署，指既成为大盗，请求引渡归案”。香港警方于是逮捕余既成入狱，但经过孙中山的周旋，并亲自致书港督卜力，在信中说明余既成是革命党将领，不是所谓的“大盗”，最后，余既成“由高等裁判所判决无罪释放”。

从这个个案透露出来一些不应该被历史忽视的信息，一是革命党人在香港至少还有回旋的空间，港英当局是一个讲道理的政府；二是港英当局可以容忍革命党人的存在但不能容忍所谓“大盗”的存在，前者是政治问题，后者则是刑事案。而香港作为法治社会，也避免了像清王朝那样说杀就杀、乱杀无辜的残忍人治。更重要的，这是港英当局的法庭公开宣布一个革命党人无罪，它的意义不是释放了某一个人，而是对革命党人在香港的存在从心照不宣的默认公然给予了合法性的承认——革命无罪。

革命党人在香港有立足之地和生存的土壤，无疑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港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宿感。他们可以不认同大清王朝，但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虽然他们生活在英国人统治下的殖民地，但他们感觉自己的命运和祖国血肉相连。他们希望民主革命成功，中国能够走向共和，也盼望有朝一日一个强大的、崛起的共和国能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收回香港。尽管革命党人的起义遭受了一次次失败，但民主革命思潮逐渐深入人心，很多港人并没有因此而沮丧，反而有很多港人踊跃地宣誓加入当时的兴中会和后来的同盟会。而革命党人主办的《中国日报》也成了香港当时最畅销的报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