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海筑起的水库大坝

很想找到一个当年的民工。我早已习惯于这样的寻找，寻找一个当年的在场者来代替我，让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的事实重新得到确认。

那段岁月，还不算太久远，很多人还健在，只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都已变成了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到哪里去寻找他们的下落？

一个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老人，出现在我面前，满头的白发，在阳光的照耀下，根根闪亮。这是一个硬朗、健康的老人，我相信他的脑子也是这样。老汉姓林，但他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他说，我又不是什么英雄，你就别往书里写了。那就让他处在匿名状态吧，那10万民工，哪一个又不是处在匿名状态呢。有名有姓的，陶铸我知道，但陶铸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冤死了；工程总指挥曹若茗我也知道，他在深圳水库建成后调往中央，但没过多久就在刚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杀了。但无数处于匿名状态的民工却很容易找到，真的很容易，当年在深圳水库和整个东深供水工程奋战过的民工，据说超过了10万，大都是东莞和宝安人。10万人，哪怕现在还有一半人活着，在东江到深圳、香港的这片方圆不过百里的土地上，你在东江随便遇上一个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能在当年的工地上当过土夫子。土夫子，他们都把自己叫土夫子。

林老汉说他是第二批抽上工地的。出门时他结婚才3天，洞房的门上还贴着大红的对联。多年以后，他一直在回想，在那个电闪雷鸣的夜晚，他怎么舍得把吓得不断尖叫的新婚妻子抛下就头也不回地走掉了。雨水冲刷着洞房门上贴着的大红喜联，血一样地流淌着。那段岁月不同寻常，干啥事都没有通过脑子，从来没有人问为什么。只要听毛主席的话，不会错。在风雨泥泞中走了一夜山路，到了工地，才发现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也没有，连摊开一床被窝的地铺也没有。原本只能挤下1万多人的工棚，一下猛增了4万人，而工地上从准备到两万多民工按指令全部到位，准备的时间只有两三天，哪有时间搭起这么多工棚？但两万多民工很快就自己动手，在工地周边的烂泥里用树枝竹竿搭起一个个简陋的小工棚，又在地上胡乱地铺上一层稻草，就算安营扎寨了。这是人间最悲惨的情景。人类惨，山上的树林草木更惨，两万多人，在一个早晨几乎就把四周的山林全砍光了。

——林老汉说着，看了我一眼，那是我见过的最荒凉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