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的终结（下）

——辛亥天变

二十五 入主洪门

孙中山虽负托着时代的重任，但也只能运用时代所给定的条件去创造历史。而时代的艰辛和不成熟使他注定要成为历尽磨难的人物。无法找到足以推翻旧的专制统治者的革命势力，孙中山于是入主洪门，倚重会党。帐下无历百战之将，营中无久练之师，而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只能如斯。是谓以天下之人治天下之事。

然而，最使孙中山痛苦的莫过于他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而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政党联盟的第二国际书记处执行局的领导人却不承认他和他的党。这些领导人甚至从未听说过中国有无产阶级政党，故他们以不信任的态度要求孙中山介绍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和纲领，中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组织形式。而当孙中山声称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并谓这一范例具有吸引力时，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却听得漫不经心。当然，这种不被承认造成的痛苦并不能稍减孙中山反抗清王朝的决心和斗志，他总是善于运用各种革命权变之策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中国民主革命的另一健将、华兴会的核心人物黄兴也因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借重哥老会，这表明依靠会党发动起义确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一条要径，也同时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未曾发展的特殊国度其民主革命实现的条件更需要使用武力。尽管推崇美国革命之父华盛顿，但黄兴的优势在于对国情的审度，他认为华兴会之革命不能像法国和英国大革命那样在首都发难而只能先在一省发难，而湘省可首先发难是因它有反满传统之会党遍布各地。

孙中山入主洪门，黄兴借重会党，都是他们历史主动性的极大发挥。而历史人物的伟大，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巧妙运用不定的变数去改变那流动的历史。

孙中山檀岛入洪门

1903年7月，陈范、黄宗仰因《苏报》案东走日本后，即到横滨访见孙中山，孙中山对他们慰问有加。因政见相同，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时事和革命方针，黄宗仰更是与孙中山同居一楼。这时，因年春东京《朝日新闻》披露《中俄密约》的内容，所激起的留日学生的愤慨仍在增长，一些留日学生仍在进行拒俄活动。留日学生胡毅生极想通晓军事，以为武装拒俄和革命覆满效力，可是蔡钧却正要取消自费生学陆军。于是，他到横滨请求孙中山相助。胡毅生平时十分悦服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孙中山见他有志革命，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不久，他到东京约见胡毅生等人，并通过犬养毅的帮助聘请两位日本军官为教官，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办起了革命军事学校，培训军事人才。

学校办起后，孙中山便回到横滨。不久，他又辞别黄宗仰，想去欧美广泛联络华侨支援革命。10月初，孙中山再次去了檀香山，及至茂宜岛大哥家，见老母尚健，十二岁的儿子孙科已在校念书，心中甚慰。这时檀香山已成美国领土的一部分，檀岛兴中会由于梁启超来此组织保皇会后受到了严重破坏，所剩会员只有李昌、郑金、程慰南等十数人。孙中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便在华侨中连续进行革命演说，驳斥保皇谬论，强调革命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法门。同时，他把随身携带的一批《革命军》散发给侨胞。通过耐心宣传，他的建立民国、废除专制、实行共和，革命成功后效法美国选举总统的主张深入人心。随之，以前被“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口号所惑而加入保皇会的侨胞，纷纷登报声明脱离，加入孙中山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军。

为了联络感情，孙中山在宣传革命的同时，还为侨胞免费治病，经治者先后有千人之多。经过半年的努力，檀香山的革命势力复又壮大了，于是孙中山想到美国大陆去经营。

孙母见儿子又要远行，便劝告道：“你革命也是救人，行医也是救人，同样都是救人；你作个良医，行医救人就是了，何必东奔西跑。”

孙中山微笑着对母亲说：“母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革命能够救中国亿万大众，而作医生只能救很少的人。我志在革命，一定要坚持下去。”

胞兄孙德彰十分理解弟弟，也劝母亲说：“弟弟说得对，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弟弟奔走革命多年，应始终一贯，不可轻易变更，使前功尽弃！”

孙母听了，也就不再挽留。

舅父杨文纳也很支持外甥的反清革命事业，他对孙中山说：“旅美华侨十之八九都是洪门，你要办事容易，先要有洪门的支持。”

孙中山于是在舅父的帮助下入了致公堂，由洪门前辈钟水养向国安会馆介绍入闱，并受封为洪棍，亦即元帅。为了在美国畅行无阻，杨文纳又帮孙中山办理了一份在夏威夷出生的证明和赴美国本土的护照。一切准备就绪后，孙中山于1904年3月底离别家人，乘邮轮从檀香山赴美国大陆。行前，他对记者公布自己的行程，并明言希望在夏季返国举义。檀岛英文《晨报》记者则预祝他不负众望：“希望有一天，你被公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听了笑而相谢，继之挥手而别。

然而，康门弟子、檀岛《中国时报》主笔陈两庵却将孙中山的行踪报告了清廷驻美领事何祐，并说孙中山伪造了出生证明。何祐得到密告后，即向美国移民局报告，移民局即将此事记录在案。当孙中山乘邮轮抵旧金山登岸后，移民局官员果然以其证件不合规定为由，让警察将他拘禁于木屋，并要他候原船回檀香山。

焦虑之中，孙中山忽从报童购得的《中西日报》上发现了该报总理伍盘照的名字，便想起自己行囊中尚存一封粤中教友左斗山、杨襄甫写给伍盘照的介绍信，这信还是左、杨二人在他1896年初至美国时为将他引荐给伍盘照而写的。孙中山于是写了一封求助信，托卖报小童带去《中西日报》社。伍盘照是基督教学者，得信后，即往移民局请准入木屋见孙中山。孙中山即出示引荐信，伍盘照见是左、杨亲笔，便决计设法营救，并与致公堂联系，要总堂大佬出面相助。

旧金山致公堂总堂大佬黄三德是热心革命的人士，一闻此事，便答应出面营救。他随即让致公堂的美籍律师那文向华盛顿工商部上诉，并送五百元保证金给警察局保释。在他的多方奔走下，在小木屋拘留了十七天的孙中山终于获得了自由。

出木屋后，黄三德将孙中山迎至致公堂会所，殷情招待，并与之畅言革命。

孙中山见黄三德心系祖国革命，为人又极可靠，便对他说：“旅美华侨，非入保皇会即基督徒，于革命排满少有认识。我身携有邹容君《革命军》一书，想在美广为传播，以开风气，不知大佬意下如何？”说罢即将《革命军》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