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与黎仲实到北京后，几经周折，才找到汪精卫囚禁的牢房。她托狱卒带给汪精卫十多个鸡蛋，并修书一封藏在鸡蛋内。汪精卫吃鸡蛋时见信，悲喜交集，即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封，上书“信到平安”四字，又改填《金缕曲》词一首赠陈璧君。而对陈璧君藏在蛋中的来书，汪精卫存之不能，弃之不舍，最后将它嚼食吞到肚里。陈璧君在京逗留多日，也无法救出汪精卫。后来她想从狱外挖一地道直通牢房助汪精卫越狱，黎仲实则认为此办法更是办不到。

闻母亲病逝，孙中山与卢夫人相向而泣，谓生前尤不能登岸见老母一面，实是终生憾事

孙中山于1910年5月底离开檀香山赴日本前，特致电池亨吉告知自己的行程，并化名多更斯。池亨吉接到电报后，即为孙中山的入境和留居事四处奔走。宫崎闻讯后也专门探访了儿玉右二，请予帮助。内田平良及中村弥六也都劝说日本当局对孙中山采取宽容政策。由于日本友人的帮助，孙中山抵达神户后，竟得顺利登岸，可是水上警署却令他暂时停留在福冈屋。后经池亨吉和宫崎的进一步交涉，孙中山终于被获准入境。他再次化名阿罗哈博士前往西村旅馆，与先期到达那里的黄兴会晤。孙中山得以入境，是日本内阁政府对清廷和革命党采取的双面政策。它见清廷已是风雨飘摇，故采取表面上的敷衍政策：先假装不让孙中山入境以掩清廷耳目，暗中却让孙中山化名转移到东京。

孙中山到东京后，即直奔宫崎家。其时，宫崎的生活已陷入困窘，但他对孙中山仍待之如宾。孙中山感动不已，便拿出自己全家的合影给宫崎夫妇看，说：“我家人在檀香山时亦曾忍泪同穷苦相搏，家人所以能够战胜眼泪，意味着革命将会成功。凡从事革命运动的人，都得战胜眼泪。”语犹未了，他的泪水脱眶而出。宫崎夫妇见了，也唏嘘不已。过了一会，宫崎忍住悲伤，对孙中山说：“孙君这次赴日能顺利入境，中村先生亦从中大力协助。前些年，中村协助购买枪械时从中贪污中饱，君对此事采宽容态度，也许他已有良心发现。”孙中山听了此话转悲为喜，说：“耶稣说：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何况同情我们的人！我们革命主义者的军事组织中，必须具有宗教上的宽容之德。”

正说着，忽然门外有人求见。等宫崎开门相迎时，见是同盟会员陈其美，他身后还跟着一位身材高挑、面目清秀的青年。进门后，陈其美向孙中山问候致意后，即介绍同来的青年说：“这青年是位实干家，是革命人才，姓蒋名介石，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十九联队的见习生。”孙中山即以目视这青年，向他问话，并勉励陈、蒋二人说：“革命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美国建国英雄华盛顿，也并不是由他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而是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共同奋斗，为他们的领袖华盛顿而造成的。我们革命者，不要成为有名的华盛顿，而是要成为无名的华盛顿——无名英雄。”蒋介石初见孙中山即得到勉励，感到激动，便恭敬地说：“我将立定志愿，实践总理的训示，决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望。”孙中山听了此言，高兴地笑了。

但孙中山在日本并未住多久。清廷外务部确知他已到东京后，便与日本外务省屡屡交涉。日本外相为不致得罪清廷，便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要孙中山离开日本。内阁同意后，东京警署署长即奉命通知孙中山，要他必须在两天之内离开日本。宫崎得讯后，想托人让孙中山多留几天，孙中山十分感谢他的好意，但告知自己已决意在限定之日离境。他辞别宫崎后，便往新桥车站乘车至神户，和来日本相聚的夫人卢幕贞、长兄孙德彰等乘轮离日。轮至香港时，孙中山由于被禁止入香港境，只得以悲怆的心情与长兄道别，嘱其代为好生侍候时年八十有三且又病重的老母，同时又吩咐登轮来见的胡汉民、冯自由二人准备起义之事，事后便与卢夫人随轮前往新加坡去了。

及至新加坡七天后，孙中山即得长兄电告母亲病逝于九龙。当时他正准备乘轮去槟榔屿，于是一面收拾行李，一面与卢夫人相向而泣，谓生前尤不能登岸见老母一面，实是终生憾事。

槟城会议

至槟榔屿后，孙中山住在四间店街德昌号。一安顿下来，他即着手设立机关，整顿党务，以图再举。这时，胡汉民也赶来槟城。孙中山即召胡汉民商议对策，他见胡汉民仍有忧郁情绪，便说：“我海途中经香港，你与冯自由登轮来见时，我就劝慰你等各同志仍要积极进行，切勿气馁，不知为何还如此精神不振？”

胡汉民说：“广州新军事败，再行举事经费无着，如何不懊丧？季辛又被关押在狱，营救不成，叫我如何振奋？”

孙中山即以批评的口气对他说：“我知你等谋营救精卫。我意再起革命军，即所以救精卫。谋杀太上皇而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先例，况于满洲？其置精卫不杀，盖以革命党之气所慑。你亦尝料满洲必覆，则何不劝仲实、璧君诸人集中致力于革命军事，而听其入京作无益之举？中于感情，而失却辨理力，我不意你亦如是！”

胡汉民听了，便奉孙中山命，以准备参加广州起义事由，通知陈璧君、黎仲实回港。

孙中山整理党务完毕，时已至11月，这时黄兴等人也相继赶来槟城。孙中山即召黄兴、赵声、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开会，提出在广州再次举行起义。

然而他的这一提议只有朱执信一人赞同，赵声与胡汉民相顾无言，黄兴亦面呈难色，说：“广州机关虽未破坏，而筹款却是一大难事。如无足够军饷，举义之事未可轻易再谈。”

孙中山则勉励说：“一败何足馁！我以前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我辈虽穷，而革命风气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此以后，只虑我辈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我当力任设法。”

胡汉民这时忍不住说：“现我等日常生活每有不给，哪还有财力顾及起义？”

但赵声却打断他的话说：“如欲再举，必当速遣人携资数千金回国，以接济举事同志，免得散去。我等亦可回香港，与各方接洽。不过，如果事有可为，所需又非数十万大款不可。”

讨论至最后，黄兴等人大致同意孙中山的意见，愿意再作最后一次举义。

孙中山见众人都已同意起义，下午便在打铜街一百二十号召开筹款会议。到会者十余人，当地盟员代表有黄金庆、吴世荣等，芙蓉代表有邓泽如、谢逸桥等，怡保代表有李孝章等。胡汉民、赵声和孙德彰亦列席了会议。

会上，孙中山感慨地对诸人说：“余每次会晤同志诸君，别无他故，辄以劝同志捐钱为事。诸同志虽始终热心党务，竭力襄助，然余以吾党屡起屡蹶，深自不安，故对诸同志甚觉抱歉。惟念际此列强环伺，满廷昏庸之秋，苟不及早图之，将恐国亡无日。且吾党春初广州之失败，虽属不幸之事，然革命种子，早已藉此而布满南北军界。因新军中不乏深明世界潮流之同志，业极端赞成吾党之主义。在今日表面上视之，固为满廷之军队，若实际察之，诚无异吾党之劲旅。一待时机成熟，当然倒戈相向，而为吾党效力。是以诸同志咸认为绝好良机，光复大业，在此一举，固将尽倾吾党人才物力以赴之也。每晤同志诸君，辄以劝捐为事，虽余极不愿，但念此等责任，除我明达之同志外，又将向谁人求之？盖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共肩救国之责任是也。此应请诸同志原谅余劝勉之苦衷，仍当踊跃输将，以助成此最后之一着者也。设天不祚汉，吾党此举复遭失败，则侨汇当无下次再扰诸同志，再向诸同志捐钱矣。余决计回国亲自督师，生死不计。倘或仍能生存，亦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是则此后之未竟事业，亦惟赖之同志诸君一肩担起。总之，吾党无论如何险阻，破釜沉舟，成败利钝，实在此一举，而余言亦尽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