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长在村里的树都有资格被叫做“村树”。在江南，村树又叫“胤树”，它必须长在村子的某个特殊位置，并且在村里所有的树中年岁最老，叶阴最大，干枝最粗。

我故乡的村树是一棵巨大的柏树，长在村口祠堂的天井里。祠堂是我们读书的学校，我们常见有人在树下焚香烧纸，还在树干上拴上一根根串着一小块一小块红布的红丝线。我们起初不知道那些人是在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新生儿女向村树祈求保佑。老师说这是迷信，然而在我们眼里，大树因此而笼罩着神秘的色彩。我们在树下嬉戏时，常几个人手拉着手去合抱大树，抱抱看它究竟有多粗，也抱抱看它是不是还长粗，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从不敢去扯那些系在树上的红丝线，似乎它真系着一个个孩子的生命。

后来又听老师说，老柏树之所以成为村树被人们敬仰，还有个故事呢。据说，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时，乡亲们拉响了挂在柏树上的大钟报警，大家很快就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鬼子进村后看了看老柏树上挂着的大钟，呜里哇啦一阵就要把老柏树砍了。他们强迫两个未逃掉的乡亲用锯子锯树，可是锯子刚锯进树干便怎么也拉不动了，而且锯缝间竟有殷红色的液体流出，如同鲜血一般。站在一旁的鬼子兵竟也惊住了，随即放下枪也去拉锯，但同样拉不动。两个乡亲乘机扛起鬼子丢在地上的枪跑了。柏树依然屹立在村口，像一个不屈的巨人，只是那把锯子一直夹在树干上拿不下来了。后来，鬼子兵悻悻地走了，村里逃走的人都回来了，那把夹在树干上的锯子也被拿了下来。从此，老柏树就成了故乡的村树。

我在村树下读完了小学后就去外地读书了。当我离开故乡走了好久好久，在一个小山冈上回过头去张望，故乡已淹没在氤氲里了，但老柏树仍撑着一树的绿云目送着我走向远方。从此，我每次离乡，最后一个与我告别的是她；我每次返乡，最先一个迎接我的又是她。我一次次与她作深情的告别，又一次次与她欣喜再见，这份深情和欣喜使我深深地感到，我的生命也似乎永远地系在了她的身上。

然而故乡的村树在“文革”期间却被砍去了，说是要破除迷信。

砍树时我不在村上。听母亲说，当时有两个“造反派”进村造反，硬要村民砍了村树，开始谁也不肯去砍，但终于有一个“积极分子”站了出来，他高呼着口号在树下用山镐刨了好几天，终于将当年日本鬼子也没能锯断的村树砍倒了，枝干装了两辆载重十吨的卡车，拉走了。

那位砍树的“积极分子”不久后当上了大队革委会主任，再不久，他的老婆疯了，又不久，他自己竟也病亡了。临终前，他让他儿子在原来村树长着的地上又栽了一棵柏树，那树现在已有碗口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