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伦敦蒙难

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革命之父，在地球另一方的英伦三岛不幸遭清廷驻英使馆人员透捕与囚禁，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政治事件，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机制和政治理念的一次碰撞，是专制与民主制的一次较量。面对同一名“政治犯”嫌疑人，清廷驻伦敦使馆人员是将其密秘拘留馆内，千方百计防止事态扩散，并用巨款雇轮船拟将之解押回国，以明正典刑。而已行民主政治的英国却是另一种情形：清廷驻英使馆的仆役柯尔宁可失业也要援救孙中山性命，孙中山的恩师康德黎更是仗义救助，英伦警方得到报案后立即行动，新闻界闻讯即跟踪采访，英外交部亦及时干涉抗议，伦敦市民更是成群结队到清使馆门前示威、要求放人。

孙中山在伦敦的一抓一放，使他对中西政治文明程度的不同有了亲身体验，故伦敦蒙难的经历更激起他“再造中华，立三代之规，步泰西之法”的热望。

孙逸仙在横滨成立兴中会分会后，经檀香山去了英国，不意遭清驻英使馆人员诱捕

孙逸仙与陈少白、郑士良在香港相见后的次日，即从报上得知陆皓东等人就义的消息，叹息道：“陆皓东是吾党健将，沉勇元良，命世英才，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其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言罢失声痛哭。接着，又传来镇涛舰管带程奎光因人告密，被水师提督李准差人捕拿，在营务处受刑六百军棍后惨死在狱中的消息。陈少白、郑士良见风声益紧，便劝孙逸仙早日离开香港。孙逸仙也觉得香港不能久留，于是托人找日本驻港领事办护照去日本。

1895年11月12日，他们三人一同登上去日本神户的轮船。当他们还在海轮上时，广州举义之事已见诸日本报纸，各种传说已在日本传开。

上了神户口岸，陈少白见有11月10日出版的日文报纸《神户又新日报》，便随手买了一份。日报上载有广州起事的报道，标题为“广东暴徒巨魁的经历及计划”。该报称广州起事为“颠覆满清政府的阴谋”，系“暴徒巨魁”作乱。日文字本源自汉文字，陈少白大体能看明白。他付过钱后，又顺手翻了翻摊主未卖尽的11月9日出版的《大阪每日新闻》，其上亦报道广州举事为会匪阴谋，称为首者系“黄”姓或“范某”。陈少白见了这些带有猜测成分的报道，不觉一笑，对孙逸仙说：“日人为何称我等为暴徒巨魁？应当叫我们革命党才是。我们颠覆满清政府，只是造反，恢复汉室而已。”

孙逸仙粗略看了一眼报纸，正色道：“你说的是，我等是要革命。革命二字，出自《易经》‘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一语。我等并非暴徒巨魁，若我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我等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

在神户待了三天，因无处安生，孙逸仙即与陈少白、郑士良乘轮去横滨。轮上，陈少白与郑士良都为无地存身、盘缠将尽而发愁，孙逸仙则安慰说：“一年前我自檀岛经此回香港，有一叫谭发的洋服店老板来访过我，我们抵埠后去找他试试看。”抵达横滨后，三人便造访谭发。

谭发见孙逸仙又来横滨，甚为高兴，问明情况后，对他们的遭遇很是同情，就在附近文经印刷店二楼租了楼房让他们三人暂住下来。当晚，谭发又介绍广东侨民冯镜如、冯紫珊兄弟与孙逸仙三人相识。见面后，大家志气相投，一见如故。冯镜如对革命反满尤为支持，不久，他又引来黎炳垣等十余人到孙逸仙下榻处聚谈。孙逸仙向他们谈了自己反满革命的主张，介绍了香港兴中会总部，并提出在日本成立兴中会分会。众人一听，都说孙逸仙的反满革命主张好，表示愿意入会，并一致推举冯镜如为会长。

横滨兴中会分会成立后，当地华侨不断有人入会。冯镜如的儿子冯自由年方十四，由于受革命思想影响，他缠着父亲一定要加入兴中会。冯镜如见儿子颇有志气，甚为高兴，就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冯自由就成了兴中会年龄最小的会员。

为准备再次发动起义，孙逸仙决意远游欧美，向华侨募资作为起义经费。然而欧美路远，孙逸仙身无分文，难以成行。冯镜如兄弟闻知，设法借出五百元送给孙逸仙作为路资。孙逸仙得到这笔款子后，从中分出百元交陈少白让其断发改服，又付郑士良百元令他返香港收拾布置以谋卷土重来，自己也褪去长袍马褂，剪去辫子，于1896年1月只身乘轮往檀香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