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被难记》流传世界。同南方交朋友。“再造中华，立三代之规，步泰西之法”

孙逸仙遭囚而脱险后，在伦敦成了有名的新闻人物。英国着名的大报《泰晤士报》不仅着重报道，更谴责中国使馆任意捕人、侵犯驻在国权利和法律。孙逸仙亦投书各报馆，对英国政府和报界表示感谢。布里斯特尔出版公司的出版商见人们对孙逸仙被囚事有广泛兴趣，孙逸仙又善文，便向他约稿出书。孙逸仙受约后，为了让更多的人明了事情真相，即在康德黎家用二十余日的时间，用英文写成《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初稿成后，他又回葛兰法学协会八号自己的寓所加以修改定稿。

《伦敦被难记》总共有八编，包括被难原因、被诱状况、被禁详情、幽居求援、良朋营救、夜访侦探、英廷干涉、省释出险。由于文笔流畅，情节新奇，引人入胜，故由布里斯特尔出版公司出版后，迅即被购一空，不久又被译成日文、俄文和汉文在世界广为流传。

剑桥大学汉学家翟理斯教授读到《伦敦被难记》后，对该书甚感兴趣。翟理斯此时正好在编写《中国人传典》，他即致函孙逸仙，刻意要孙逸仙提供一份自传，以备将其列入传中。

孙逸仙收到书函，即把事情应承下来，于是在寓所伏案疾书，撰写自己的传记。自传的写作勾起了孙逸仙对往事的回忆。他的思绪飞回了故乡翠亨村，飞回了檀香山，飞回了香港……不几天，自传写成。他将自传寄给翟理斯时，特地回函一封，与翟理斯讨论中国政治，希望他能对中国革命有所指教。为了唤起英国政界和学界对中国政治的关心，孙逸仙又不断为报纸写文，他那对清廷的愤恨化作笔下的一行行文字，跃然于纸上：“清廷治下的中国，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权或与闻权。人民身受冤枉，无所吁诉。官场一语，等于法律。官吏上下相蒙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诿其责任；贪婪勒索，已成习惯；卖官鬻爵，贿赂公行……”

在对往事的回忆和对中国政治的审视中，孙逸仙深觉西方政治文明的进步。他感受甚切的是，英国政府竟能如此重视人权和国法，极尽职责恢复自己的自由。感慨万千之中，孙逸仙矢志要把反清的革命坚持下去。他深信欲除虏兴治，罚罪救民，只有步法泰西。于是他决计暂居伦敦，广读西书，广泛结交朝野人士，考察西方政治风俗，以资改造中国之用。写完自传后，他就开始到大英博物馆研读西书。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他都一一精心研读。亚当·斯密的书，马克思的书，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其他书籍，他无不浏览。每天上午十时，博物馆图书室一开门，他即入内读书。中午，他就在附近一家面包公司午餐。晚七时闭馆后，他最后一个离馆。

读书之余，孙逸仙还广泛游历，参观博物院、农业馆、工艺展览会、医院，以博见识。有时他也去英王云塞行宫游览，去动物园、马戏场观赏。

转眼间冬去春来。